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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并非傻瓜,即使农民分了土地,也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争先恐后地自愿组成新的合作社,为何要用宪法的权威强制性地规定土地的集体所有?
    农村土地是否应该私有化?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农村走向的问题。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获得中国宪法的承认和保护。民营工商业者可以雇工,拥有厂房、店铺,扩大生产,积累财富,这些都受宪法保护。然而,处境最为困难的农民,却又一次被排斥在这种保护之外。纯农户想要积累财富,土地自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可是按宪法,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用土地不得私有、不得购买、不得出售。
    公正地说,现行土地制度曾对解放农业生产力以及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初推广包产到户时,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理由是保障社会公平、避免土地兼并,以防止大量无地贫困农户的涌现。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在全村范围内按人头或劳力平分。
  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只能是临时的。因为在中国的条件下,每个村的土地只会日见减少,每个村的人口总数及其在各户之间的分布却会经常变动。这种制度如果真正忠于其公平的目标,就必需不时根据这些变动调整农户承包的土地。然而,土地使用权的经常变动,必然使农民不敢对土地长期投资,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
    政府为了减少这种效率损失,采取稳定承包期限,并允许农民转包和出租。这些新的政策最后浓缩到由全国人大于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可是,尽管政府三申五令,但是或许出于滥权的需要,或新增人口的压力,土地的调整仍然十分普遍。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首先,既然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土地的分配和管理只能落到村干部的手中。土地是农户的命根子,根据寻租理论,村干部既然处于这么一种生杀予夺的位置,必然贪心大动。这便是苛捐杂税禁而不止的原因。其次,既然土地属于集体,干部也实在难以拒绝村里新增人口对土地的要求,除非能从法律上规定这些新增人口是村里的贱民,世世代代不得使用村里的土地。
  由此可见,现行的土地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忠于公平的原则,必然牺牲土地使用权的稳定;要忠于效率的原则,公平必然被抛出窗外。很明显,这种土地制度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 [详细内容]
 
 
      中央一号文件在第二段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一号文件作出如此严重的判断,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纯农户的收入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呈每况愈下的趋势,农民的社会权益也未见扩大,三农问题成为公开的事实,也是举国上下议论和忧虑的对象。这一切,都是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之下发生的。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掌握在村镇干部手中,农民不得不忍受干部的胡作非为,承担各种苛捐杂税,忍受低劣的公共服务。在一波又一波的“圈地运动”中,一些政府官员和承包商大发其财,本来应该是土地主人的农民,却任人宰割,流离失所。事实证明,现行的土地制度的局限性已经比较严重。
     只要农地是集体所有的,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些乡村干部利用征地的机会牟取不法收入,漠视农民利益和就业机会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农民中能干而正直者最好的办法便是争先离开农村。
  《财经》杂志今年2月份报道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一项发现。该课题组基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对全国范围的住户收入进行的三次调查,发现“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中国仅比世界排名最后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稍好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直到几年前,按官方的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9年期间,中国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约翰逊,2002)。上述发现发人深省。和所有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的农民相比,中国的土地制度不但无助于农民避免相对城市居民的收入每况愈下的命运;而且,和实行农地私有化的国家的农民相比,中国农民的相对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这就使人有必要对现行土地制度为何未能使农户,特别是纯农户,更好地分享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的原因,以及该制度对他们的收入增长的长期影响重新进行评估。 [详细内容]
 
   
   
 

 
    造成农村收入差距下降的三条原因中的首位原因是:农村地区逐步城市化,有钱人往往搬离农村,“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农户”。所谓农村中的有钱人,相当一部分是比较有经营能力的人。如果务农的收入不足以留住这些经营能手,不但会使相对来说已经很穷的农村变得更穷,而且会使普遍存在的有关中国农业可能逐渐失去活力的担心最终变为现实。
    城市化过程本应通过为农民提供打工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定居,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为什么城市化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并不足以减缓农民相对贫困化的加剧?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9%提高到2003年的36%,纯农户的收入不但“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中央一号文件,2004)?
  有多个因素。一方面,现行的城市户口政策嫌贫爱富不少城市的移民政策规定投资底线,或购房底线。同时,许多城市在改造贫民窟的名义下急急忙忙地拆除尚可居住的房屋,使移民无从落脚。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将没有财富的农民排斥于城市化之外。另一方面,农民的权利和责任倒挂也是促使他们中有能力者首先弃农而去。但是最主要的,是农地不得私有。种地能手除非和村镇干部搞特殊关系,否则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因而无法增加收入。 [详细内容]
 
 
    在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对土地的获得并不是通过公平竞争,出价最高者得之,而是按人头均分,而且往往随人口的变动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将会逐渐演变为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农地的使用权越来越分散于农村人口手中而无法集中。
    
在一些村干部滥权严重,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地区,土地的处置权及其带来的巨额收入则向权力倾斜,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圈地运动”。只要农地是集体所有的,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些乡村干部利用征地的机会牟取不法收入,漠视农民利益和就业机会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农民中能干而正直者既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又无法苟同一些乡村干部的不正之风。对他们来说,不但农业变得无利可图,而且农村生活也变得索然无味。最好的办法便是争先离开农村的是非之地,尽快脱离农业,到城市或非农部门另图发展。
   富裕农民选择离开农村,使中国农村出现逆向淘汰。这个过程和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截然相反。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农地可以私有和买卖,能干的农民能够名正言顺地通过竞争兼并别人的土地,使他们根据种植的要求逐渐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全国的平均收入。正是通过种地能手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才能使土地的耕种方式随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发挥出各地土地的比较优势来。由这样的农户支配的土地能获得更多的产值。他们对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具有领先和示范的作用。他们通过竞争不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过程,就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市场化和现代化过渡的过程。
    然而,由于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种地能手既无法自由和土地结合,又无法用集体的土地作银行贷款的抵押,因而不易得到农业贷款。缺少了融资的手段,种地能手自然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也难以致富。[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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