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经济建设”问题反复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重型化”的实践与“新型工业化”的国策导向是否矛盾？[详细]

　“重型化”是市场推动，还是政府推动？

　　在吴敬琏的观点中，对“重型化”实践最有力的一个批判就是他指出的：“调整的主力是地方政府。”

　　但事实上，尽管有众多的地方政府做出发展重化工业的规划，真正发挥“第一推动力”的还是市场力量，而市场力量的介入乃是建立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详细]

　　“重型化”是“全面开花”，还是布局合理转移？

　　从目前“二次重型化”发展的趋势看，提出“重型化”目标的地方除了以内蒙古为代表的内陆省市，还有相当数量属于沿海、沿江地区。比如宁波、广州、湛江乃至深圳。而这些地区中好几个都是吴敬琏所批评的“片面重型化”的地区。[详细]

　　“重型化”是否是中国出现“煤、电、油、运”紧张的“罪魁”？

　　2003年以来，伴随着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出现了“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状况，重化工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投资的快速增长、产能的急剧扩张被认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 [详细]

　　樊纲：不走重化工业道路于我们不利

　　解决三农问题 重工业也得做

　　从长期看，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

　　“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得做。”樊纲说，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于我们不利。[详细]

　　用重工业创造就业

　　樊纲说，最好的情况就是不仅中国人需要的重化产品都在中国生产，世界上所需要的重化产品也在中国做，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去。为全世界生产，用全世界的资源。中国需要这样的战略去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详细]

　　问题在于重工业效率太低

　　“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详细]

　　杜大伟：中国无法模仿他国模式

　　杜大伟也认为，在对资源的合理使用上中国需要做大的调整。

　　从严重短缺的能源角度看，中国每年不断地增加进口石油，过去15年中，每年进口量都要增加32％左右。似乎看起来中国是在发展汽车社会或者叫做汽车经济，这有一点模仿美国发展路径的迹象。 [详细]　 　

　　中国的两次重型化

　　第一次重型化: 在5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以中央计划主导、优先发展重工的道路，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

　　第二次重型化:2001年前后由民企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重型化，实际上也是“民营化的第二次重型化”，中央政府对这一轮重型化起初基本是被动的、后来是不认同的。

　　与5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重型化不同，中央政府并没有事先预料到、也就没有主动规划过这一轮重型化。中央政府对工业包括重工业领域的投资，也已有心无力。目前困扰中国的电力紧张，与中央政府7年前停止对电力领域的投资有直接关系。[详细]

　　失去中央政府的规划力与引导力，的确就缺了事先的全局性讨论，但并不等于这一轮重型化就是盲目的，片面的，粗放的。

　　这一轮重型化，到底有没有现实的需求？中国原有以国企为主的重工业，能否满足这样的需求？重型化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商业冲动？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认真讨论。 [详细]

　
　　靠资本投入还是技术拉动

　　在我看来，“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说的“新”具有两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主要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的早期工业化模式而言的。

　　第二重含义的“新”，则指的是信息技术逐渐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改变世界面貌的主要角色。

　　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新”就新在恰当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加快第一重意义的“新型工业化”。[详细]

　　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们怎样才能走好?

　　如何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从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持的粗放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第二，要建立能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加快技术进步。 　


　　第三，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制度还很不完善的国家，发展服务业是很不容易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