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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构想。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

   背景 和谐政府 和谐经济 和谐社会 和谐外交 

  ·网易商业两会专题 ·和谐社会的经济命题

 专题主要文章来自:《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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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现实意义

   你如何评价和谐社会对于中国发展战略的意义?

  
李培林:中国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关键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就像20年前,许多人不相信中国人能搞市场经济一样。

  中国领导人和全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这表明中国现代化经过20年的市场经济建设后,正在步入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

  当然,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不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矛盾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由发展本身提出来的,是对发展理论的深化和完善。
[详细]

  建立市场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异同?

  
李培林:构建和谐社会将更为复杂,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单一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引入社会变量会更多。[详细]

  
你觉得构建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什么?

  李培林:
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我们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现在和谐社会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是,怎样厘清和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要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处理好经济效率和社会目标的关系,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和谐社会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详细]


   ——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研究员

  “和谐社会”切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国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你提出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到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个主流名词,你现在最大感受是什么?

  李培林:我很振奋,社会学界也很振奋。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 [详细]

  “和谐社会”提出的过程?

  李培林: 其实这个目标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了,当时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要“社会更加和谐”,其他还有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目标,社会只是一个方面。

  从十六大的一句话,到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大段话,再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篇大文章,主要是因为它切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国情,高层和百姓都很关注。 [详细]


  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深刻变化与不和谐因素
  
  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哪些深刻变化和不和谐因素?

  李培林:从社会结构变化来看,当前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都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外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也出现一些需要面对的新问题。[详细]

  你能具体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关系的变化吗?

  工农基本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但也出现一些引起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如农民收入多年增长较缓的问题,部分工人的下岗失业问题,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有的处理不当还造成激化。[详细]

  “经济改革应引入社会变量”

  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关系的不和谐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李培林: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公平和效率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公平的某些缺失是提高经济效率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我认为,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不是这么简单。
  
  经济的逻辑是效率优先原则,而社会的逻辑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均衡,这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逻辑。[详细]

  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当前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关系的不和谐现象?
  
  李培林:解决利益关系有很多直接的方法,如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其他转移支付等以公平为目标的再分配制度。 [详细]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改革走向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论。在争论的背后,隐含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在某些方面的博弈。[详细]

  专家谈改革——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改革的滞后":从2004年的宏观调控实践看,经济生活中某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地反映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由此可以判断,造成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就是改革的滞后。

  体现:盲目投资和低成本扩张的根源在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土地市场混乱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市场发育的滞后;信贷问题在于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电力短缺在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则反映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

  制度变革是关键: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发展是主要矛盾。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所以,不加快政府改革,整个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就缺少了制度保障。[详细]

 

  近年来,由于县级政府逐渐意识到自身在原有区域集团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权利与责任,独立身份意识正在觉醒,对地级市领导县的行政体制普遍质疑,促使中央政府开始省察得失。

  弊端——市县争利许多市所管辖的县,数量多、人口多、面积大,市不但带不动县,反而还要依靠县的“贡献”来投入市区建设,在财税分成、基建投资、项目投放等方面,一般优先考虑市区。县长们私下里几乎都在抱怨“市吃县”、“市刮县”、“市挤县”,在市县财政相对独立的体制下,市县之间的竞争必然多于合作。

  渐进式改革的两个方案——省直管县市:按照有关设想,取消市管县并不等于撤销地级市,地级市还要继续管辖它们的二级行政区——市辖区,如此便有可能保留原有的相应机构编制和工作人员,同时,省管县之后,原地级市可继续保留行政级别,虽然在法律上与县地位平等,但在职能、职权、干部待遇等方面可与县有所不同,这样不仅能够避免改革震荡,还有利于这些中心城市的继续发展。

  “缩省”:省级建制规模过大,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潜伏着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危险因素,因此确实应该有计划地把规模过大的省划小。适当增设直辖市也是“缩省”的一种形式。[详细]

  

  最近有政协委员提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但随之带来的耕地减少过快、资源浪费过于严重、能源供求矛盾突出等现实问题不容忽视。这一问题被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认为是“中国高速城镇化后”结出的恶果,中国正面临“中国式的城市危机”。“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被认为是最佳选择。

  广东预警:在中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巨大城市和城市带的出现造成了土地恶化以及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等问题,“中国式的城市危机”已经显现。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举例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恰似一江污水向东流”。珠三角地区正在投入巨大的成本治理污水问题,仅广州市,投入的污水治理经费高达500亿元。而土地资源和公共设施的浪费问题同样突出。

  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应与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一个平衡点。而适当规划土地、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城市和土地的承载能力、走节约型城镇化道路是一条出路。深圳市发展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曲建博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深圳仅用了25年的时间就用去了80%的土地,而香港已经发展150多年,只使用了60%的土地。[详细]

  >>> 相关专题:广东——急速城市化的标本解读



   你最关心以下哪些方面的调整?

    政府职能的转变
    市县的行政体制变革
    城镇化建设
    缩小贫富差距
    公用事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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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发展观 市县变革 三农问题 高速城镇化  贫富差距 消费价格



   差距——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中部发展的平淡,不少人才都流失到东部沿海地区,建议国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留住人才。

  农村与城市:社会公平必须做到教育公平,不能坐视十几年后农村数百万新文盲的出现——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呼吁应关注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问题。

   工薪阶层与高收入者:“税制改革的必要已经不需要论证了,现在看来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来自于政府部门自身。”。[详细]

  专家意见——厉无畏:由私人捐资建立基金资助贫困者。以其他国家的经验看,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萧灼基:对高消费行为征收“特别消费税”要在不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姜德明:调整个税起征点一直在提个税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认为,现在个税的65%左右都来自工薪阶层,这显然已经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详细]

  郝如玉:是教育不是税收。
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富治贫”,让富人更富,让穷人脱贫致富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缩小贫富差距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调节,即“调高、促中、保低”,调高主要是运用税收手段,促中是运用好促富治贫的政策,保低则是要发展社保和教育事业。[详细]



   去年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最高涨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要实现这一目标,决不能让公共事业价格过快上涨。

  
析因:在粮价趋稳的同时,公用事业和服务类价格的上涨压力不断增大。专家认为,这有可能成为推动2005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应对:由于公用事业和服务类价格多为国家控制,为防止价格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国家出台了控制政策。截至去年年底,先后有26个省份暂停出台政府提价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压力。[详细]



  

  成效:“四个遏制”就是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连续五年大幅减产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固定产投资过猛上涨,特别是一些行业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信贷货币一度增长过快势头也得到了遏制;乱占滥用耕地的严重势头也逐步得到了遏制。“一个避免”就是避免了一次经济上大的起伏。[详细]

  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达到20万个,去年新开工了15万个新项目,其中2月份开工了2万多个新项目。

  新问题:比如说在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电力建设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情况。前一阶段一些行业盲目扩张的后果开始逐步显现,产生资金占压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体制不完善、体制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这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更多的显露出来,所以旧病复发的可能性还依然存在。

  宏观调控将长期存在:至于说到宏观调控什么时候结束,我想有两层意思。一层,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改变的只是每个时期,因为情况不同,宏观调控的取向、宏观调控的重点、力度的把握有所不同。[详细]

 

  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备受政协委员的关注。如何在变局中寻求发展这个“硬道理”,是各方激辩的焦点话题。该如何发展?

  问题如何落实国九条——李雅芳委员在接受时表示,为真正贯彻落实"国九条"所确立的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和指导思想,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证券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是造成整个证券市场困境的主要原因。这些缺陷主要集中于几大因素诸如股权分置、宏观调控、不健康融资、券商制度难以与国际接轨等等。[详细]

  政策落实新版《证券法》即将出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日前透露,《证券法》的修改已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目前草案起草工作已经完成,有望在四月下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进行一审。[详细]

  新《公司法》重构社会权利利益分配。最新版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与去年8月底对外公布的版本有部分调整。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的惯例,新法在日前的常委会会议首审后,最快有望在今年6月获得通过。

  接触修订草案最新版本的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新《公司法》在立法精神上更加显现了行政权力的退出,突出公司的自律和自治;在降低公司设立门槛方面的安排更加公平,有重塑现代社会利益分配体系的意义。主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降低公司注册门槛拒绝“富人经济”消减强制性增强任意性,还公司“自决”与独立人格保护股东利益降低上市条件。[详细]

  

  全国人大代表、环境资源法学者吕忠梅教授表示,如何从环保风暴走向理性的它律和完善的环保法制制度,正是环保风暴之后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权力缺失——刮不起的"风暴":“对于新建项目,环保部门只能责令违法项目停建,要进一步关停必须要相关部门的配合。对于已经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项目,它的限期治理、停产治理、停产关闭三个级别的行政权力全部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这也是环保部门一直以来给人比较‘弱'的印象的原因之一。”

  在目前环保局隶属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下,即使将停产关闭的权力赋予环保部门,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树立绿色GDP的理念和政绩考评体系,从制度上也无法保证环保部门能正确行使该项权力。 [详细]

  环境管理的体制问题:管理——早在10年前,专家学者们就提出,对环保局实行垂直管理,在这种前提下,是否可以将限期治理、停业、关闭权赋予环保部门,并脱离行政区划,按照大气循环区建立环保管辖权属范围,逐步超越“地方破坏主义”的影响。吕忠梅说,实际上在新《水法》中,我国已进行了这方面的立法尝试。

  考核——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透露,绿色GDP试点工作已在全国10省市展开,中组部与国家环保总局已沟通完毕、达成一致:从2007年起,环保指标将被正式列入全国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环境法体系需要重建: 我国的环保立法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执法程序缺乏,环保专门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联系不够,基层环保部门无从操作,基层法官无所遵循,在这种法律环境下,由个人或环保组织来提起弱势对强势的公益诉讼,将会困难重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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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调控 资本市场 环保 中西部经济  加息 国企产权改革 税制改革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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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区域发展模式:“目前关键是在经济区域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我们根本无法复制‘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自然就提出了寻找中国区域经济的第三种模式的现实课题。”

  借鉴“瑞士模式”: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如云南、贵州和重庆等地区与欧洲的内陆国家瑞士相似,我国中西部地区应该避免重走重化工业的路子,学习“瑞士模式”。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中国应该暂时抛开制造业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思维,汲取各国发展模式的经验。其中,‘瑞士模式'值得借鉴。瑞士是典型的山国,交通不便,但地理的特点决定了它绕开了成本高的重化工业之路,发展旅游、金融保险和精工制造等产业,实现了国强民富。”

   新资源型工业化——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西部区域的特点是资源丰富,应该走一条新资源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与原来的原材料粗加工比较,西部应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原材料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科技含量。在这种模式下必须有一个同“苏州模式”相同的前提,即有为的政府,政府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要起到主导作用,在引进内资上下功夫。[详细]




   专利大棒因为“中国制造”的繁荣而舞动日频,辅之以日渐纯熟的商标注册手段(在过去五年有15%的中国名牌被海外抢注),中国公司的国际化道路阻力重重

  
典型案例——海信国际化的意外之诉:海信的“HiSense”商标在1999年被博西公司注册,使海信的电子产品无法在德国出售,周厚健曾希望以5万欧元的价格赎回商标,这个出价是注册成本的两倍,但博西公司的开价是4000万欧元。

  应对:退出经济全球化游戏已无可能,并且这也不可能促使中国科技进步;守在低端经济又心有不甘,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健全立足于本国经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本国自主科技创新发展[详细]



您认为达到"和谐社会"的核心是:

缩小贫富差距
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民主法治
投票结果


您认为目前的教育体制中亟待更大力度投入和改革的是:

高等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普及
职业技能教育
投票结果






  “先生产”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预期中的“后生活”。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曾经在首届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提到,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已经滞后,而且到目前为止发展速度仍然缓慢。

  在医疗保障领域,我国一直没有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利益格局。[详细]

  城乡分治

  毛泽东曾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 时至今日, 我国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张可说:“村医的医疗技术和资金非常差。大量病人在农村,但是专家却在城市,互相不见面,这是最大的矛盾。”[详细]

  
公共卫生投入缺位

  目前,多数农民事实上已经难以享受到医疗保障。农村财政能力下降,从而使得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合作医疗体系困难重重。

  从改革之初到世纪之交,在医疗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从占36%下降到14%,差不多一年降一个百分点。

  医保制度和覆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了新的城镇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

  一方面是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很低;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在改革中逐渐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详细]


  

   和谐就是克服失衡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构想。和谐的对立面是失衡,而严重的失衡就是断裂。

  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 [详细]

  工业反哺农业

  在2004年,受到交口称赞的是农业政策的调整,包括工业反哺农业理念的形成。在宏观政策及其它因素推动之下,200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在八年徘徊之后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然而,令人们深思的是,尽管农民收入在2004年获得超常规增长,但却并没有改变总体上收入拉大的趋势。 [详细]
  
  中层与下层之间的分化

  在农民收入迅速提高的同时整个社会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其中可能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尽管农民总体收入水平在2004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农民内部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二是在城市的内部,部分下层群体的收入状况可能在恶化。[详细]

  利益均衡机制

  政府的转型。 政府的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再分配政策的调整。 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详细]

  

  公共政策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直接手段

  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就要考虑怎样让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到制定过程中,表达出他们的意愿和思想。

  而作为一个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是非常明确的,这也需要公共政策来实现。[详细]

   公共政策不能背离公共渠道
  
  在现实的公共政策中,有些是对构建和谐社会不利的,甚至是完全背离的。如:部分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就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在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方面,步子还不够快,明显显示出政策的滞后和落后。[详细]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沈士团对此不无担忧地说:“不管是由公办高校来承担,还是由民办高校来承担,‘扩招'都会带来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应该是政府和教育机构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民办高校的“悲喜剧”

  办高校的收入全部来自学生所缴纳的费用,学生人数的多少往往决定着民办高校的生死,因此教育部的这项政策对我们民办高校来讲当然是个利好消息。但也有专家对此持质疑态度。“新增学生必然要求从学生宿舍、教学楼到教学设备投入和师资做相应的投入。[详细]

  民办高校“内外有别”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目前主要两部分。 在2004年7月,教育部取消了高等教育高等学历文凭考试,这就意味这几百所民办高校将在今后的时间内必须努力达到教育部的所设各项硬件指标,否则就难免不会被洗牌或淘汰。[详细]

  

  2004年包括广东在内的制造业发达地区遭遇的民工荒让人记忆犹新。而观察者指出,这场民工荒主要是部分行业部分领域缺乏工人。

  2004年7月出台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造成社会成员流动机会的不平等。其中之一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 [详细]






  一年间,井出公使在中国初步建起了沟通渠道。但他还希望跟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在这一年里他发出了4000多张名片。

  他希望不仅仅只跟中国北京、天津、青岛、武汉、长沙等地的人介绍日本,今年他所在的新闻文化中心的工作还将很快会推向贵州、宁夏、青海等偏远地区。

  问:公使先生来中国后,觉得中国人印象里的日本和您生活中的那个日本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人是非常直率的,但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到的信息会有一些局限性。


  日本为了不再发生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事情,一直在努力。为了彻底实现民主与和平,政府制定了友好睦邻的外交政策。[详细]

  问:公使先生努力的突破点是什么?

  把中国人邀请到日本去,让他们亲眼看到日本,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中国人习惯把德国人对战争的反省和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进行比较,很多人认为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诚恳。公使对此有什么评价?

  我在中国听过这种说法。中国人的看法是因为日本侵略过中国,但中国人并没有受到德国纳粹的侵害。所以对日本的评价会有一种特殊的情绪。
[详细]


 
  中国外交正在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方面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明显,形势不能说不紧迫。如何面对挑战,做出相应的外交政策调整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详细]


  提前到来的“联合压迫”

  美国五角大楼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公开当作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之一;

  以中国为对象,美日安全同盟再次加强,其战略同盟已经全球化和地区化;

  美国新铁娘子国务卿赖斯表示,美国要介入2005年第一次“东亚高峰会议”,并强调美国不能被排斥在东亚地区进程之外。

  日本的安全政策也越来越“正常国家化”。其在亚洲事务上也越来越活跃。

  最令人担心的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社会和经济进入“后现代化”的国家里,却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复兴,而日本政治保守化的一个明显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崛起。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中国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起世界大国,改革、现代化和发展的许多宏伟目标和艰巨任务尚未完成, 与美日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然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和联合对付却提前到来了[详细]



  回顾100多年来中美关系所走过的漫长历程, 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裴敏欣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仍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详细]

  美国的“传教士心态”

  美国对中国具有深深的“马可波罗情结”。那种对中国某些东西的极度迷恋中掺杂着强烈的商业狂热,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不少当代美国人仍然深深渗透着一种长期以来要改变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的“传教士心态”。

  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者主张的“霸权稳定论”框架之下,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而美国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求中国市场开放等事实也几乎印证着这样的观点。[详细]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究竟是什么使历史上从未冲突过的“姐妹国家”的温暖情谊陷入冰河,导致了过去40多年的僵化关系?今天,中印两国学者依然为起因争执不休,但是这些争执终将只会成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21世纪的中国和南亚次大陆,随着民族国家的成熟和发展,新的关系正在成型。[详细]

  微妙的三角

       在巴基斯坦你到处能听到“中国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句话,中年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有时还会竖着拇指用中文说。 但是,孩子们知道秦始皇和元明清,却对中国的现状所知甚少。[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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