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最近的几次发言中反复提出，中国经济要防止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强调目前的增长方式会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且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难以长期有效解决就业问题，这将加剧贫富分化。

　　吴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宏观经济背景是，能源的短缺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去年中国为能源价格的上涨而多付出了大约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总额的0.4％）的代价。导致能源短缺的又是重化工业模式依赖于对资源的大量投入，但这种高投入产生的经济绩效却并不令人满意，如2003年中国的GDP只占世界的4％，但所消耗的石油却占世界的7.4％、原煤则高达31％。长此以往，以中国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是无法支撑重化工业的持续发展的，为什么要反对片面的重化工业模式，其理由不言而喻。

　　增长方式是一个宏观问题，无论现行的增长模式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是在微观层面上总是由一家家具体的企业行为构成，是无数具体的企业自主选择了某种投资方向，才在宏观上集结形成了一个所谓“增长方式”。也就是说，讨论转变增长方式离开了企业的具体行为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企业的行为选择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要转变增长方式，更有意义的是追问激励企业选择现行增长方式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天底下的企业无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什么又会对资源粗放投入呢？难道企业负担得起对资源的高投入而带来的高成本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使得原本占到企业生产成本很大比例的两种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可以低成本地获得。

　　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到海外市场，相对竞争对手而言，发达国家的土地产权都是明明白白地界定到私人头上，企业扩张所需的土地必须以高价向土地主购买；发达国家的工人拥有强大的工会为他们代言，如美国的汽车行业雇用工人，必须向汽车业的行业工会申请，由工会向企业派出工人，企业往往为此苦不堪言。而目前中国的土地市场上，工业用地实行的是协议价转让，其价格只相当于由招标或拍卖的市场化机制形成的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地方性的大企业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甚至可以零价格获得土地；中国民工的生存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有调查表明，宏观经济固然连年高速增长，但是如珠三角地区的民工工资却是近10年来几乎没有上涨。正是由于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劳资关系制度的不合理，使得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严重低于在要素产权严格清晰界定的情况下的市场均衡价格，因此企业自然可以腾出成本空间而大量使用资源投入了。

　　进而，如果现行的增长方式在微观上是有效率的而在宏观上是无效率的，是谁在为这种整体性的无效率买单呢？首先是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农民和企业里的民工，他们的土地被廉价“买”走，他们的工资被企业主肆无忌惮地压低和拖赖；其次是民众未来的福祉，目前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恶化了环境、透支了未来的增长。那么，谁又是其中的受益者呢？首先是具体的企业主，他们获得了“利润”；其次是国外的居民，中国产品大量廉价销往海外市场，事实上是提高了国外居民的福祉。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企业有内在的激励选择粗放的增长方式，而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机制——以牺牲农民和民工的利益以及未来的发展为代价，实现财富向企业主手中集中。因此吴先生指出，这不仅会带来能源危机，而且会加剧贫富的分化。

　　正如吴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发展重化工业能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现行的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必然激励地方政府扶持发展重化工业。比如北京在发展了几年高新技术产业后，发现GDP和财政收入上不去，于是就把重心转到汽车产业上，两百天内就创造了上百亿产值几十亿税收。看来转变增长方式，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固然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还得从转变政府的“GDP崇拜”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