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天津激情的历史脉络，可以找到今日天津灰暗现实的文化因由；找到今日天津灰暗现实的文化因由，才能明辨明日天津光彩未来的激情之路。
好复杂的津门重地。
漕运：输入勇武好斗偏重技能的市井文化
鼓荡的海风将草纸的灰烬吹起来，像一群乱舞的黑色蝴蝶，穿过岸边沉默无声的水军方阵。
海神祭拜完毕，吉时已到，张暄、朱清转过身，向专程前来为首次海漕运粮送行的地方长官拱手道别。
时值元帝国至元19年，刘家港。
这是元朝第一次通过海路向京师运粮。在丞相伯颜主持下，60艘粮船以最快的速度交付使用，4万多石粮食以及数百名水师的生命成为一个赌注。
此行的目的地，是大都东南的河流入海口津海镇，也就是今天的天津。
中国史上第一次海漕运粮就这样开始了。海盗出身的张暄、朱清或许不会想到，与运粮同时开始的，还有一个中国著名城市的文化。
我国漕运历史悠久，推动了南北经济的互动发展。长城若是中华民族的安全屏障，漕运则是中国古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金、元、明诸朝定都北京，将漕运视为经济命脉，天津遂成为辽、金、元、明、清等朝代首都的门户城市。元代以来，河、海漕运并举各有侧重，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漕运体系和管理制度，前后延绵900年。漕运持续繁荣造就了天津，使其成为我国最大的漕运城市。以京杭大运河和海河为框架，向北可通往东北和内蒙，向西借陆路可达陕、甘、青、新等各省，东出渤海与沿海各地相连，“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漕船、商船“鱼贯而进，殆无需日”，“路通七省舟车”，好不热闹。
漕运带来了人气，带动了商业。清代，三岔口地区各种专营商店和商业区不断出现，如菜市、肉市、鱼市、驴市、纸店、鞋店、水产店、药店、首饰店、粮店街、锅店街、估衣街、针市街、竹干巷。外国人雷穆森在《天津》一书中称，天津“人烟稠密，交易频繁……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各地商帮纷纷在天津建立会馆，积极进行贸易活动。漕兵、漕夫是天津人口的重要来源。元、明、清三代每年调动十至二十万兵士、船工、纤夫，其中为数不少的人落户天津。
天津文史学者叶从德说：“漕运文化应是主导型文化和文脉源头，对天津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人们从很多方面可以寻找到漕运的痕迹，看到漕运对现实生活的重要影响。”
天津文史馆副馆长崔锦说：“漕运带来了移民，这些移民带着他们的基因和性格在天津扎根，自然对今天的天津人以及天津市井文化带来影响。纯朴、勇武、好义，这些就成为天津人性格的一部分。”
最初搞漕运的是两个海盗，所以勇而好斗是天津人的招牌性格，而且似乎得到了主流意识的认同。天津人就这样，有嘛不好？
崔锦说：“有人不愿承认天津的漕运码头文化，不愿承认最初移民的很大一部分是船工和顺漕运航道而来的商贩，以为这些人素质不高，不就是说天津人素质不高吗？其实，好斗、争地盘，没地盘就没饭吃，若要在码头立足就必须有拔尖的本事，这些都是码头文化的个性。天津人的祖上素质不低，因为竞争激烈的码头环境，使得天津人手巧，重技能而不事声张。天津手工艺术发达，从泥人、风筝到轻工机械、手表、自行车、电视，能说天津人不行吗？”
盐商：养成附庸风雅崇尚奢华的民风民俗
天津历史上有“八大家”之称的几位富豪，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和益德裕高家都是世代盐商。
清代诗人张船山称誉天津“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行销淮盐的商人与行销芦盐的商人，所创造的文化意蕴在当时是颇为接近的。
盐商文化对天津民风民情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作用。
天津卫本为军事建制，因此民风悍勇，遇事讲打讲闹。盐商如顺治时的张霖，康雍间的查日乾、安歧，起造园林，延揽名士，引进文化成为一时之风。
查日乾就是查良镛的祖上，查良镛就是金庸。大侠的祖上原来很有钱。
天津文史馆副馆长崔锦说，天津第一所学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书院”，早期经费全由长芦盐商支付。第二所“问津书院”则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天津河东盐索一带从不讲读书习文，乾隆举人杨一昆在此设“起凤楼书社”，使民风民情大为改观。而杨家即是盐商。天津民风民俗由尚武而崇文，盐商文化作用功不可没。
盐商很有钱，风月繁华的基石是白银，这就造成了天津社会风气中的“俗尚奢华”。“八大家”中的盐商无不以挥霍性开支闻名津沽。天津风俗中，聘闺女讲究“过嫁妆”，娶媳妇讲究“亮轿”，死人讲究“出大殡”，办会讲究“设摆”，把家中珍贵文物摆出去，实际是“摆阔”。
盐商好客的风气，使得当时的文化人纷纷以天津为乐土。崔锦说，各地各种风格的文化因素都在天津聚集，很大程度上兴盛了天津。只可惜天津本土没出什么大家。
富有的盐商同样带动了天津的餐饮业。金庸的查家宴客，都是由主人或客人随席点菜，所以届时要把所有的名厨集合在一起，兴之所至，想吃嘛点嘛，点嘛厨师就得做嘛。乾隆皇帝来津，朝廷官吏及皇亲国戚随行者数百人，花天酒地，日夜挥霍，本地盐商尽献天津名吃。那些精妙的吃品竟让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自叹弗及”，有些伤自尊。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洋务运动的基地和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1900年九国列强在津设租界。辛亥革命后，各国租界成为前清皇室遗老及民初下台的军政显要的蛰居之所。历史上这些帝王后妃、王公贵族、商贾巨富、军阀政要口腹之间的嗜欲，加上文人骚客的把玩品咏、各地食风食俗菜系技法的不断融入，对天津菜烹饪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
但是，为什么至今八大菜系里也没有天津菜呢？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天津饮食的贫富分化很厉害，一部分人吃大菜，另一部分人如船夫、小贩则啃着煎饼果子、包子。
为什么狗不理包子在外地火不起来？因为它太油腻。为什么太油腻？因为它要充当饥饿年代的热狗、饥饿阶层的汉堡，必须油多。
这种解释未经科学证实。
淮兵：造就硬派个性的方言特色
人类学家李世瑜，现年81岁，天津人。大约20年前，一件事情勾起了他的疑问。80年代，安徽凤阳杂技团到天津表演，讲解员说的完全是天津话，老先生还以为是临时雇用的天津讲解员。表演结束后，他去跟演员聊天，才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口音和天津话差不多。李世瑜马上联想到，天津西于庄有一种民间舞蹈叫花鼓，唱词、鼓点、舞蹈、服饰都是从凤阳来的。
一位在徐州工作的天津人告诉他，徐州话和天津话差不多，只要动几个音就可以了。这又使他联想到，周总理的口音也很像天津话，因为他的阴平（一声）读低平调。周总理的故乡是淮安。凡此种种，让李世瑜意识到，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很可能与苏北、皖北一带有关，特别是凤阳一带。
带着这些假设，1986年9月，李世瑜开始了寻访工作。在从徐州乘火车前往安庆的途中，过宿州后，李世瑜身边的两个人因为抢座吵架，一口纯正的天津话从他们嘴里硬硬地甩出来。李世瑜以为碰到了老乡，便劝起架来：“都是出门在外，别吵了。”抢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出门在外，我就是这儿的！”
李世瑜大喜过望，干脆跟着这两人下了火车。一到固镇，李世瑜以为回到了天津，充斥双耳的统统是他从小听到大说到大的天津话。
固镇属于宿州市，距离45公里。李世瑜在宿州历经数月调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终于现出真容——天津话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的江淮平原。
这是燕王朱棣所赐。在流传民间已久的“燕王扫北”传说里，朱元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父皇忌惮。为削弱他实力，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燕王，让他带领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当时募兵的标准是二三十岁的人不许去，只许五十岁左右的人去，这些人无疑都有家小。燕王确实从固镇一带招募了很多士兵，带着家属开赴北方。
到晚清，李鸿章调淮军六万人驻守天津，最终又都演变成天津人。
安徽的兵构成了天津人的一部分。由于屯守的军士只懂得玩刀玩枪，所以民风“勇武好斗”。至清代，百姓继承了明人勇武好斗的性格，遇事“勇而赴难而不屈”，有国难，也有私仇。天津出现了火会、义民，也出现了混混儿，或叫混星子、杂霸地。
天津商俗
商俗是有浓郁气息的民俗文化。天津作为“商贾之所萃集”的大都会，有着丰富多彩的商俗文化积淀。
从观念上讲，天津商人聚财思想十分鲜明。所以，平日最敬财神和利市天官。大年初二“家家迎神，商店供奉甚繁。”（《津门岁时记》）
在经营管理上，合资（伙）人必须忠于本店，很多商行就用双义成、三合义、聚义做字号，标明几名合伙者信守同心同德的原则。用人时，要找“穿过木头裙子（柜台）”的，也就是业务熟、懂规矩的职员。而“买卖家不招三爷：姑爷、少爷、舅爷”，免得长支短欠，因亲缘关系恃宠而骄，扰乱店规。
最具有民俗特征的，是天津商业的文化形象。门脸各有光彩：药店、茶庄、绸缎庄、鞋帽铺、金店等，内外装修，各有特色。牌匾一定突出“名”和“优”，中和烟铺楼外标榜出“五甲子”（设于明崇祯末年）三字；药店是“冲天招牌”，上书“专门采齑ü阍乒蟮氐郎煲┎摹薄E曝一挂杳艘宰灾兀耙党 ⒄獾戮褪乔迥┠诟笾胸┗揽狻；献邮堑暾校蠖急晔拘郧浚拾哽担哂行蜗蟾腥玖Γ惺滴镄？桐油庄门口放滑油篓）、象征型（颜料铺飞红点翠的彩棒）、文字型（当铺写大”当“字）、响器型（都名”报君知“，如修扇子的串儿铃、卖元宵敲梆子、剃头挑子的”唤头“）。
天津商俗中还很注意职业道德，把道德规范变成口头传承的信条，如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等。再如交易上讲求“耍奸（精打细算，‘看准了宰一刀’）不耍赖（假冒伪劣，欺诈违约）”之类，都是约定俗成的经营守则。
天津人的打架
天津人打架摔跤都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作为水陆码头、商业城市，接官迎差，贩夫走卒，互相割据，各霸一方，甚至普通居民死了人，请人办丧事都要讲地盘。
天津人的好斗之风，另加起哄、喜热闹，还曾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历史。太平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下北伐，直至天津稍直口（今黄河道西头）。天津地方官及大盐商利用这种游民习气，组织团练，阻挡太平军，使北伐功败垂成。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中火烧望海楼、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与天津人这种“勇武好斗”之风不无关系。
天津人打架，先礼后兵，道理讲不清了，再找个没人处华山论剑。打架第一境界是不声张，第二境界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另一种说法是，第一境界是拉偏架，第二境界是打便宜人儿，捶一拳，迅速抽身而退，嘻笑自若。最次的一种境界是，别人还没动手，他就砖头往额头一砸，血流满面，坐在地上拉住对方衣角不让走，非得赔他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
有人写文章说，一人打架打到别人家里，进门就嚷：“你们爷儿们把我打了！”“哟，打哪儿啦？快上卫生院看看去。”“不行，他都把我打饿了！”
怎么办？一碗南瓜水饺搞定！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天津人打架也打出过热烈刚毅的侠骨义肠。天津是卫所、半殖民地、朝廷的后花园，所以打架也打出过卑微、油滑，甚至苦涩。
津味土话赏析
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天津人能言善辩、言语幽默古今闻名。用天津话讲，天津人“真哏儿”。目前中国流行的许多词汇原来均出自天津人之口。从下面一些天津俚语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天津人的个性风格。
腻
遇到什么不顺当的事，“心腻”，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老话，表示心情烦闷。但天津俗语又把这个“腻”字做了发展，除了自己“心腻”之外，还有人和自己“起腻”。 常说的“腻味”，指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一个人惹人讨厌。如今天津人说的“腻味”，语境已经愈来愈模糊，一件事情闹不清楚，真“腻味”人；上课，老师讲的功课听不懂，也“腻味”人。到谁家去，路远，“腻味”人；等公交车，时间长，更“腻味”人。总之，如今人们已经把一切不称心、不顺当，不合心意的人和事，都归入“腻味”的范畴里去了。
猫腻
“腻”，更有一层亲近的含意，看人家两个人要好，眼红，就说这两个人“腻乎”。
“腻”，有一点点神秘色彩，人家两个人一起腻乎，自然就有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事，近来人们将这种神秘关系，叫做是“猫腻”。
“猫腻”，自然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权力和金钱做交易，只能是“猫腻”的事；想办一件事情，别人都没有办成，偏偏他没费什么力气，办成了。甭问，一准有“猫腻”。什么“猫腻”呀，送礼呗。
扯
无论用于什么场合，“扯”都是一个贬义词。天津人说一个人“扯”，“扯闹”，“疯扯”，指一个人的行为超出了正常规范，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做出了失态的动作，但又不惹人生厌，也还算不得出圈儿，这就叫“扯”。女孩子过于活泼，“小扯子”，还带有一点欣偷囊馑肌？/p>
一个姑娘，别人不说的话，她敢说，别人不好意思做的事，她做，大庭广众之下，敢喊、敢唱嗓门还特大，“扯货”。
比“扯货”再厉害的，天津人说“扯瓢”。这位姑娘没规矩，“瓢”，扯得也就很是可以了。
来事儿
马前三刀，人面前作秀，讨人欢心，天津人说是会“来事儿”。
“来事儿”是一种能耐，有的人傻呆呆，偶发事件面前目瞪口呆，尴尬万般地不知如何是好。
不会“来事儿”，自然就不得领导欢心，好事也就永远轮不到你头上。
找病
“找病”一说，源于天津，天津歇后语：“王先生的膏药，没病找病”。相传王先生夸口，说自己的膏药能治百病，而且一贴就好。于是就有人买了一贴王先生的膏药，贴在疼处，王一贴的膏药本来就是假药，不光没有疗效，一点黏性没有，才贴上，就滑下来了，在裤子里面乱窜，买膏药的人找到王先生，说他的膏药不灵，贴在腰上，滑下来，在裤子里乱窜。王先生一听，双手一拍，立即对买膏药的人说，“好，这才对了呀，我的膏药在你的裤子里找病呢”。如此，留下了一句话：“王先生的膏药，没病找病”。
走在马路上，听见路人抱怨，“我这不是找病吗？”不用问，一定是揽上了什么闲事，譬如介绍对象落了“包涵”，闲话闲舌惹了麻烦，怨谁呢？自己“找病”。
逗闷子
“闷”，是一种心理状态，天津人遇到事情一时闹不明白，就说是“纳闷儿”。
逗闷子是一个天津特殊的俗语，出了天津卫，恐怕哪儿的人也听不明白。北京人也说“逗”，真逗，穷逗，如果说现在北京人也说“逗闷子”，那绝对是从天津传过去的。逗闷子，类若开玩笑，新潮词汇，找乐，都属于“逗闷子”行为。闲得没事，找个什么人来磨牙，东拉西扯，没一点正经事，逗闷子，逗够了，一哄而散，谁也别往心里去。
恣崴
“恣崴”（zìwei），指的是一种人的“活法儿”。天津人说一个人不好伺候，无论什么事情也没亏过他，他还是没完没了地天天闹。闹什么呢？他也说不出来，就是“恣崴”，总是别人对不起他。
“恣崴”，是对规范秩序的一种抗拒，也是在事实面前的一种胡搅蛮缠，明明一件事做错了，还不接受教育、或者是不接受处罚。球场上踢球，一个球员故意犯规，裁判叫住他亮出黄牌，他不服裁判，还和裁判比比划划地争执。如果是本国裁判，没有语言障碍，裁判就会向那个捣蛋的队员说：“再恣崴，我给你举红牌。”一下子就把捣蛋的球员吓住了，他也就再不敢“恣崴”了。
崴泥
“崴泥”，应该称之为 “棘手”。古人把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说成是棘手。
“崴泥”比“棘手”更形象更好懂。比“崴泥”更尴尬的境地，“崴稀泥”，那就更形象了，双手在一团稀泥中崴，越崴越崴不干净，崴到最后，崴了两手稀泥，越洗越粘糊，没法儿办了。
听喝
过去有许多种职业，不坐班，在家里听喝。那时候也不讲编制，没有铁饭碗，有活儿，大家一起干，挣点钱，大份儿小份儿，心平气和。没有活干，各自在家里呆着，活儿来了，有人招呼你。这就叫“听喝”。
听喝，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工作上不用心，说说干干，拨拨转转，“我听喝”，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没有主动性。铁饭碗时代，光拉车，不看路，就是听喝。
二五眼
对一种事物不甚了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就是二五眼。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就是对于“二五眼”最准确的描绘。平时还显不出来，靠二五眼也能蒙事，也有发迹，还有人靠二五眼混得不错，可是一到了节骨眼上，露馅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除此之外，二五眼还是一种生存状态。问一个朋友生意如何？二五眼。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也二五眼。儿子的功课怎么样？二五眼。单位的效益怎么样？二五眼。结婚了，小俩口的感情如何？瞎，别提了，二五眼。
天津人求取中庸，以二五眼为佳境，遇事过得去就行，绝对不和自己犯“拧”。
大尾（yǐ ）巴鹰
民间歇后语说：“麻雀落在拖布上——愣充大尾巴鹰。”天津人说得更不客气，屁股后边夹扫帚，愣充大尾巴鹰。
大尾巴鹰是一种什么“鹰”，鹰的尾巴并不大，鹰的尾巴大了，就飞不动了，所以，鹰只有勇，而没有神，除了带钩的喙和锋利的爪之外，没有吓人的地方。如果是大尾巴鹰呢？那就不一般了，虽然飞不起来，更不能上天捕捉食物，但神态有了，派儿足了，上得了高台面，自然也就吓人了。（《新远见》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