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恺 重庆报道
有些消息，清晰得就像捕风捉影。
关于王鸿举将离开重庆的说法，从他刚主政重庆时就开始在坊间流传。
但这一次似乎真的有些不同。
“这次是真的要走了，早则6月底，晚则7月。”6月10日，一位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他还透露了更多的细节——变动的方向是北京。
记者随后向各方求证。得到的答复含糊不一。一位接近市长本人的官方人士，在电话中对此进行了否认。
但他随即对王本人最近繁忙无暇的时间安排进行了解释。他说，最近确实在发生一些事情。“具体什么事情，你们往后就知道了。”
本土市长
时间回到1968年9月。一个长得帅气的小伙子，来到地处偏僻的彭水县一个矿山报到。那时候没有人想到，35年后，这个小伙子会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第三任市长。
根据公开的简历，王鸿举，男，汉族，生于1945年10月，重庆渝中区人。1963年9月至1968年9月在四川大学数学系读书并毕业。
毕业后的王被分配到彭水重晶石矿工作。当时的彭水，还隶属于刚刚成立的四川省涪陵地区。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从此开始了他的矿山生活。一呆就是6年。从资料上看，他离开这个矿山的时候，具体的职务是股长。
按照王本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他所在的矿山离县城23公里，刚去的时候就是一般矿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挖山不止”。
被广为传播的说法是，当时条件差，一个房间要住20多个矿工，每人一张床、一顶蚊帐。当工人们的妻子来探亲时，蚊帐放下来就是个小家。有时候，妻子带了孩子来，孩子也只能和父母挤在这一张床上。王鸿举看着这一切，心里很难受。
当他由矿工升为股长后，就找到矿长商量，在矿里的招待所辟出探亲房，让矿工和妻子有了单独相聚的空间。
这段完全融入普通百姓的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巨大。
35年之后，重庆市市长王鸿举用自己的这段经历现身说法。他说，西部的基层，条件相对艰苦，但充满了机遇。
王在彭水前后呆了17年。1983年9月，这个在彭水从普通矿工起步的年轻人，一路小跑地做上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时年38岁。
2个月后，经国务院批准，彭水改建为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王在彭水工作的那些年头，彭水的行政隶属关系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当1987年彭水改属黔江地区时，王已于两年前调离彭水，改任中共涪陵地区党委副书记。
涪陵十一年
王鸿举在涪陵一呆就是11年。
在这11年中，王从涪陵地委副书记起步，历任副书记、行署专员、书记等职，并在重庆直辖前夕，以涪陵市委书记之身，顺利进入中共重庆市委常委。时间是1996年9月。3个月前，民政部重庆直辖市议案研究小组业已在京成立。
这时候的王鸿举，距离市长之位又进了一步。
在重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18年内，王鸿举能够从一个县委书记，走到一个直辖市市长的位置，其在涪陵的政绩应该对其助益良多。
一个曾经在其手下工作的涪陵政府人员，对王鸿举赞许有加。“涪陵的国有企业全盘活了，这就是政绩。”这位人士说。
另一个涪陵走出来的知名人士的存在，给追溯涪陵时期的王鸿举提供了一种可能和捷径。
当1985年王鸿举调任涪陵地委副书记的时候，年轻人白礼西在一个制药厂任副厂长。这是一个仅花了11万元钱办起来的作坊式的中成药加工厂，只有2台人力汽轮车，五六十个工人，厂房是水泥板和杂木架搭的。
这位年轻人后来执掌了太极集团。如今，太极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9家中药企业、14家中药商业企业、3家上市公司、45家子公司，总资产160亿元，年销售收入突破60亿元，利税超5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就是在涪陵，王鸿举说出了后来在全国各级政府中风行一时的口号：“企业无小事。”而另一个言之凿凿的说法，则为当年的王鸿举勾勒了一个背影：为了引进云南玉溪集团，王多次前往云南。当玉溪客人来临，涪陵政府摆出的规格是，从码头开始，红地毯相迎。
国有工业发展快、效益好，是涪陵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以榨菜、饮料为主的食品工业，以苎麻、丝绸为主的纺织工业，以水泥、建陶为主的建材工业，以汽车摩托车配件为主的机械工业已成鼎立之势。
这就是曾经引起广泛注目的“涪陵现象”。“涪陵现象的奠基者，就是当年的王鸿举。”上述涪陵政府的人士说。
市长岁月
2002年10月重庆市第二任市长书记辞去职务，王鸿举以代市长之职开始主政。第二年1月，经过相关程序以后，王顺利当选为重庆市第三任市长。
这是重庆直辖以来第一个来自本地市长。
此前的第一任市长蒲海清，虽然也与重庆渊源匪浅，曾在重钢集团工作过17年，但他早在1985年就在该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调离重庆。
人们在等待着这位本土市长的施政纲领。西谚说，故乡无先知。
1997年，在重庆直辖之初，重庆的主要战略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制、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区域经济，以及完成移民任务等方面，在发展的同时着力解决好“大重庆”与“小重庆”，最终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目标。
根据重庆社科院和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编著的《2004年重庆蓝皮书》，在全国特大型城市中，直辖时重庆市经济总量居京、津、沪、穗、深之后排第六位。到2001年被天津超过，2001年被苏州超过，到2002年该市在全国特大城市中仅居第七位。
重庆市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工业主体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003年1月8日，王鸿举向人代会提交了他主政后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初次提交的施政纲要之中，和以往相比，工作重点和行政思路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然而到了第二年？《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刚一出笼，就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有细心的记者数了数，整个报告一共用了28个“加快”。重庆的发展到了该提速的时候。
当天新华社报道：“如潮的掌声为王鸿举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响起。”
该报道还称赞说：“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庆通过报告凸现眼前。快速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攀升的收入水平……”
在这一报告中，工业兴市、建立服务型政府被明确提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说法也第一次正式浮出。
“王鸿举很务实。”重庆市金融界一位人士评论说，“从这两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以及人们的生活改善就可以看出。”
由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重庆市2004年发展和改革报告》，在对2003年的重庆经济发展回顾中，列举了该年度的相关特点：速度结构效益全面提升、重点建设提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快等等。
据该报告称，该年度工业增加值完成766亿元，增长16.1%，为近9年来最高。而城镇登记失业率被控制在4.1%左右。
2004年1月6日，王鸿举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不能犯丧失机遇的错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倍加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倍加珍惜人气旺盛、精诚团结的良好局面，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蓬勃发展势头。”
这个结尾，也许应该是个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