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中国人均GDP跨入1000美元的门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起点。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根据国家发展趋势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如新加坡、韩国，继续往上发展;另一类如拉美部分国家就此停滞不前。拉美部分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后出现滞涨的原因在于原先的比较优势降低（如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社会利益集团分化与冲突加剧，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动深刻，如应对不当可能引发社会无序甚至政治动荡。因此把中国经济形容为站在十字路口十分恰当。在就业和增加收入矛盾突现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提出更大的挑战和要求。中国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46%，错误配置资源的状况直接威胁中国的金融体系。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控制固定投资过热，目前问题在于行政政策不足以阻止个别行业的过度投资。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建厂成本至少上升15%，长江三角洲涨幅甚至高达30%。同时能源短缺的形势也让人忧虑。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投资约束以及其后的需求约束改变为资源及国际竞争双重约束。

对背负巨额不良贷款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行的改革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跨越关口的关键。按照入世承诺，2006年外资银行可以大量入境与中国银行展开全面竞争。中国金融体系将直接面临考验。2003年中国房地产、钢铁、有色金属等过热行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很高，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的2/3以上来自于银行，这些行业投资如果持续过快增长，将会增加金融风险。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将会大大降低银行金融风险。 另一问题点是，目前中国粮食减产问题严重，后果堪忧。内地粮食库存减少，全国粮食已经连年减产，粮食减产的一大原因在于耕地减少。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又一难题。在货币领域，私人债券投资者无法吸纳央行出售的过量债券，外资流入导致的本地对应货币无法得到充分消化，目前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达到将要危及物价稳定的程度。对于中国来讲，不断加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可能会引起外国投资者的不安，从而使他们大幅放慢投资中国的步伐，甚至于无限期推迟投资项目的实施。如果外商直接投资锐减，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受到影响，中国的出口也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而使价值4,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和服务锐减，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威胁到中国的金融稳定，金融体系的风险会被放大。拉美最大几个经济体在人均突破1000美元后由于宏观调控不利直接造成这些国家经济至今止步不前的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结构性不合理的问题。中国经济正驻足关口，需要冷静判断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准确的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过程都决非坦途，中国同样会如此，决不会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就可以轻松逾越障碍。现在中国经济尚处于奠定基础阶段，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都会导致全盘皆输。中国在构建制造业、基础产业以及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必定会经历起起落落。我们现在需要清醒地了解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只有深刻地认识到危机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好准备，在困难来临时从容应对。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依旧无法掩饰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大大限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过于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结构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抑制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和投机成为能否顺利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中国的发展道路肯定会有起伏，无法因为经济规模而避免遭遇挫折，中国经济在前景看好的基础上，如何化解综合性风险成为目前中国必须冷静面对的问题。

十一五规划促动中国战略转型

中国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近期闭幕，此次会议是在中国即将完成"十五"计划，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中国下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

会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十一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因此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并保持经济社会良好的发展势头。会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全会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即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

会议认为建设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要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努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

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会议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会议认为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科学技术发展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原则，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培养专业化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

要按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利益问题。将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继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会议强调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此次会议讨论未来5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规划，其重点目标将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消除威胁国家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明确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即建设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这次规划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解决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及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目前在这些贫困地区生活的人口在中国13亿总人口中占到绝大部分。

同时此次规划将把中国下一个五年的发展重点从强调经济增长率向加强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方面转移。这次五年规划的主题将是"科学发展观"，即着重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只关心增长率；追求高效、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盲目增长；通过提高较富裕地区的纳税额等措施确保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十一五规划"将加速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列入规划的地区包括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东北工业区和位于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城市带。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首先需要放眼全球经济，从新能源战略的制定、中国企业的改造、经济结构的转型、城市化建设到教育体系的改造都需要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挑战极限，战胜自我并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信心。中国经济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启动后，现在需要的是耐心和清醒，努力积蓄经济和国际政治能量，为中国今后五十年的可持续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亟需调整

多年来国有经济体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国有经济承载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中国社会和经济出现的一切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时承诺的市场完全开放日期的日益临近，当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国有经济理应顺利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更多的反思改革讨论令身处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有经济开始迷失方向并出现停滞。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国有经济正在迷失方向，是因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与国际接轨，向市场化迈进的大趋势已经形成的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出现倒退，国有企业在尝试着如何退回到原有的国有企业发展轨迹中，国有经济体系所倡导的改革策略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的二十多年中，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变，社会得到进步，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趋势无法逆转的情况下，中国国有经济如何按照过去的发展轨迹发展值得提出质疑。虽然国资委的改革计划看似是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但是无论是确定业绩考核标准、管理者的年薪制还是引入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所有的举措只是在试图将日益开放和日益强大的国家未来押注在国有经济体系上，其风险正在日益凸显，因为目前中国政府所保留的国有企业基本处于垄断行业，而这些行业同样存在致命的缺陷，而随着WTO的深入国际竞争将进入新的阶段，面对更多的国际竞争，中国开始出现排斥外资现象。

我们可以理解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国内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以及国际问题日益明显，而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期，国有经济体系曾经有效地承载了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为中国加入WTO，进入全球经济视野奠定基础，然而此时的中国是需要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与资源配置。因为在经济上中国正在面临来自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正在对本国的法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同样吸引国际资本的关注，发展本国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来自于印度等国的全面挑战，同时日本在看到中国经济起飞的同时，已经改变其国家和军事战略并希望通过军事力量抑制中国的态势。而目前中国内部社会结构的调整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暴露出来，国有经济的致命缺陷日益明显，资源无法有效配置。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进行国家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机遇。在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日益彰显的今天，国有经济体系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和社会进入完全开放阶段，国有经济体系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从中国的社会内部还是国际社会的外部环境都需要中国整合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对于浪费和无节制地消耗资源的国有经济体系的任何救助行为都将无济于事，只是无谓地消耗中国有限的资源，导致中国贻误历史机遇。中国必须逐渐放弃国有经济体系，使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商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市场经济竞争。而保护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将成为制约中国进步和令中国错失历史发展机遇的赘疣，使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双重压力。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大环境下，任何市场、企业和国家都要参与国际化产业整合和资源整合，因此对于企业、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参与国际化竞争。而主观认为通过保护和强力扶植国有企业使其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到一席之地，其结果将是贻误中国把握历史再次赋予我们的发展机遇。为此在今后几年中，中国需要国有企业全线退出竞争性商业领域，从而使国民经济结构逐步进入良性化阶段。

探寻中国改革关键时期的座佑铭

耐心与理性是中国改革转型期平稳过渡的关键，我们认为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和考验最为严峻的十年,中国经济的可变因素将增多。如果中国经济顺利成功地解决关键性的矛盾和问题，将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宏观经济调控完成基本预期，但我们必须看到此次宏观调控解决的是表面问题，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解决，而经济结构性问题在本轮调整中成为受到冲击最大的环节，本已矛盾突出的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再次失衡，为今后经济的顺利发展平添许多障碍。但从中国长远的发展分析，本次宏观调控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赢得缓冲期。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越来越多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直接进行组合，作为中国政府可以有效调控的资源目前主要集中在金融、能源等行业，从而增加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成本。我们预计今后五年的中国经济将是市场经济体系与计划经济体系剧烈冲撞的阶段，社会制度优化问题将成为贯穿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主旋律。中国政府既需要保持经济交投的活跃，又要关注经济的平稳过渡，为优化社会制度、金融体系改造和开放赢得宝贵的时间。中国需要充分利用经济缓冲期，高瞻远瞩地整合中国经济体系和社会制度。

放眼中国经济的未来,经济需要放缓为我们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自我完善的契机,中国经济正在跨入真正的市场经济大门。中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有别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私有产权概念的确立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一批新企业在中国涌现，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同时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行业的利润率也在降低，利润率的下滑将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中国正在感受成熟经济体的景气循环周期。中国经济增长将步入减速期，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经济减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而这种变革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

一段时期以来，专家与学者不断在讨论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崛起的话题，中国和平崛起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而此时我们恰恰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仅仅是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国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积蓄经济量能和调整经济结构。在谈到中国和平崛起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所需面对的挑战和压力，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尚需时日。我们认为，中国能否崛起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

鉴于当今全球的根本性结构转变，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全局性对外关系布局是重要所在，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建设又是其中的关键点，在保障中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在长时间内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拓展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多方面空间。同时，中国至少要参与主导多个亚洲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及多边经济合作。亚洲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所在，在东亚、中亚和南亚地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体系是今后十年中所需面对的。在这些地区逐步构建多边体制，创造、开发和利用增进中国的中长期性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的基础。加强中国在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官员参加G7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建设是中国得以从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不仅是参与者而且还要发挥规则制定者的作用；以及中国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应有高度选择性的与某些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构建中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地位的同时，发展可持续的中国经济成为中国崛起的又一关键点。同时对外经济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良好基础。在充分考虑中国发展的国际影响力和确立国际政治及经济地位的同时，发展中国本土经济成为支持中国崛起的另一关键。中国本土经济同样需要面对许多问题，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构建完善和抵御风险的金融体系、投资的有效性、提升本土的消费能力、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医疗、能源瓶颈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等等问题成为中国中短时期内必须着手解决的困难。

在清醒地分析中国目前的现状、问题和挑战后，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启动后，现在需要的是耐心和清醒，积蓄经济和国际政治能量，为中国把握世纪机遇奠定坚实的基础，任重而道远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写照。恰逢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十一五规划视平衡发展为关键，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决策层已经认识到未来的挑战和压力。值此之际，我们希望借用中国汉代诸葛亮的《诫子书》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并将其作为中国目前经济和社会改革转型关键时期的座佑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中国经济谨防未老先衰

中国经济在经历2003年的高速增长和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经济发展显得极为关键。经济过热、房地产问题、就业问题、控制物价、货币供应量调控、财税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及能源等问题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焦点。中国经济进入极其敏感的周期，如能顺利实施经济软着陆计划是最佳选择。讨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疑问，即目前中国政府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否成功。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变化，首先短缺现象消失，经济进入全面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同时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中国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高；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政府职能转换、整顿市场秩序取得积极成效，民间投资加速成长，企业素质总体改善，市场力量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保持积极向好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新兴国家中，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绩效令人瞩目。但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多种经济形式过渡阶段，封闭经济转型为开放经济，计划经济到自由经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的过程将是复杂和曲折的，中国正在面对各种经济形态、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同时转型，能源、金融、教育、环境、房地产等一系列问题给中国政府提出严峻的考验。

中国政府正是看到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所以力图将非常炽热的经济有效降温，从中国发展的长远立场看，中国经济需要快速而严厉的降温，这种降温将有效地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注入新能量。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出现问题和偏差，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工作主题，但是中国经济却在向投资膨胀和产业结构高度重型化发展，高消耗、低资源利用率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科学发展观形成对立，而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将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调控选择的时机基本是准确的，但是因为其中的利益搏弈使中国政府的计划在实施中出现偏差。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先生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了继续坚持减速政策方针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正视如何以社会平衡发展为基础，因此中国政府选择稳定发展为基调，我们认为在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如何控制风险是中国经济必须冷静面对和思考的，金融体系问题、诸多瓶颈问题和工业原料价格的上涨使中国经济陷入危险漩涡。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人士都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研判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目前的状态和问题。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新兴国家中，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绩效令人瞩目。

中国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资源、能源约束的矛盾突出等老问题，同时还出现部分行业利润下降、进口放缓、贸易摩擦升级等新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国家统计局也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可见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而且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失业率却持续上升。中国经济虽进入新一轮中长期增长周期，但增长模式主要是靠财政政策拉动，投资依旧成为本轮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引擎。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然而中国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自2003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9%之后，资源高度紧张并面临紧缺局面。因此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将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与相对过高的投资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长期来看最终消费率存在持续下降趋势。同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在79%左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最终消费率在60%左右，而中国1990-2001年间平均消费率不足60％，消费与投资增长极不协调。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持续提高，但消费率逐年下降。2005年消费率进一步下降到38.2%，消费率长期偏低将导致投资增长最终失去消费需求的支持，导致生产能力闲置，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从而引发企业效益下降、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推动力，以低价出口产品为代价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近期中国与欧盟、美国之间出现的一系列贸易争端便可说明这一点。

中国面对新形势必须进行适时的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期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方面。首先经济结构方面，低水平平面扩张与结构性调整相互作用，投资和重工业将保持快速增长。以往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在较低技术层面以外延为主的扩张支持，工业结构的高度化不足。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主要依靠电子通讯及住房等产业拉动，由于这些产业的生产技术趋向比较复杂，因此能够推动生产技术的提高，从而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促进产业的装备水平及资金技术密集度提高，从而使重工业的比重和投资率提高并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但是重化工业热是特殊体制下的产物，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平均利润率下降、竞争加剧、资本积累相对过剩及失业人口加剧等缺陷，同时旧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被证实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首先浪费资源及污染环境问题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致命伤害，同时重化工业将使产业升级、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始终处于高消耗低产出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将面临自然资源更加紧缺的局面，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期间，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主要特征为供给与需求发生改变，从周期性的供不应求转变为周期性的供大于求，生产过剩将导致繁荣的结束。

不同条件下供给与需求有不同的均衡点并决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充裕，同时企业生产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比以往要快许多。而需求方面，居民购房等预计将由初期的迅速提高转为相对平稳。因此需求不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需求的水平决定供给的增长速度，供给不足仅仅存在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些行业和部门。阶段性的生产过剩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突出问题，表明市场竞争将更加普遍和激烈。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主要特征为市场转轨速度加快。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开始从竞争性领域加快退出，政府管理部门、国有商业银行等也将随之转变职能。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以市场调节为主。而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面临新的挑战，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需要加快研究和付诸实施。同时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商业领域经济资本结构将趋于多元化，外资、民营与国有企业在相对一段时期内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国有企业改革回潮的态势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引导资本结构良性的多元化发展，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并非完整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过冷、过热现象，因此需要进行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在2004年宏观经济调控下开始进入平稳减速阶段，但2005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加速，中国工业生产再度升温，其炽热程度超出2004年，因此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再度出现过热。而我们认为此时讨论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并非重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有效地优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发展力奠定基础。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结构性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因此把握机会进行调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全球的注目，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从此将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时，我们更应看到今后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所在。中国房地产上涨与欧美房地产市场存在本质区别，中国以拉动房地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将严重消耗综合资源，对于正处于转型的经济体，包括商务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高涨；同时在经济结构性问题方面，利润率偏低，居民消费低迷，这种拉锯不断扭曲经济持续发展。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拉大贫富差距，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目前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在许多环节中计划经济的决策机制仍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应谨防未老先衰，目前中国经济刚刚起步，尚处于初级阶段，而过高的商务成本将制约经济发展。一个城市房价的过度上涨将导致短期内失去经济活力，高房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繁荣，也表现为城市的衰退，因此高房价已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同时对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有计划地尝试对计划经济进行有效的改革。现在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潜力，而中国目前经济和教育、科技、法律、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矛盾非常突出。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能否赢得21世纪的关键在于如何冷静地进行自身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理性分析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预判全球经济波动周期的来临，有效地控制经济风险，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全球经济风险的释放势必造成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应进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要高瞻远瞩，通盘考虑，而关注全球发展的战略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注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动向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全球的注目，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从此将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时，我们更应看到今后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所在。目前中国经济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在许多环节中计划经济的决策机制仍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有计划地尝试对计划经济进行有效的改革。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变化，首先短缺现象消失，经济进入全面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住房、电信和汽车等产业高速成长，产业升级速度明显加快；同时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中国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高；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政府职能转换、整顿市场秩序取得积极成效，民间投资加速成长，企业素质总体改善，市场力量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但是中国经济在经历2003年的高速增长和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经济发展显得极为关键。经济过热、房地产问题、就业问题、控制物价、货币供应量调控、财税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及能源等问题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焦点。

中国经济进入极其敏感的周期，如能顺利实施经济软着陆计划是最佳选择。中国经济虽进入新一轮中长期增长周期，但增长模式主要是靠财政政策拉动，中国面对新形势必须进行适时的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期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方面。首先经济结构方面，低水平平面扩张与结构性调整相互作用，投资和重工业将保持快速增长。以往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在较低技术层面以外延为主的扩张支持，工业结构的高度化不足。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主要依靠电子通讯及住房等产业拉动，由于这些产业的生产技术趋向比较复杂，因此能够推动生产技术的提高，从而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促进产业的装备水平及资金技术密集度提高，从而使重工业的比重和投资率提高并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但是重化工业热是特殊体制下的产物，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平均利润率下降、竞争加剧、资本积累相对过剩及失业人口加剧等缺陷，同时旧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被证实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首先浪费资源及污染环境问题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致命伤害，同时重化工业将使产业升级、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始终处于高消耗低产出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将面临自然资源更加紧缺的局面，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期间，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主要特征为供给与需求发生改变，从周期性的供不应求转变为周期性的供大于求，生产过剩将导致繁荣的结束。不同条件下供给与需求有不同的均衡点并决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充裕，同时企业生产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比以往要快许多。

而需求方面，居民购房等预计将由初期的迅速提高转为相对平稳。因此需求不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需求的水平决定供给的增长速度，供给不足仅仅存在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些行业和部门。阶段性的生产过剩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突出问题，表明市场竞争将更加普遍和激烈。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主要特征为市场转轨速度加快。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开始从竞争性领域加快退出，政府管理部门、国有商业银行等也将随之转变职能。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以市场调节为主。而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面临新的挑战，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需要加快研究和付诸实施。同时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商业领域经济资本结构将趋于多元化，外资、民营与国有企业在相对一段时期内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国有企业改革回潮的态势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引导资本结构良性的多元化发展，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至关重要。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需求条件、供给条件、结构特征、增长机制都与以往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有效地优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发展力奠定基础。中国经济虽进入新一轮中长期增长周期，但增长模式主要是靠财政政策拉动，中国面对新形势必须进行适时的战略选择。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潜力，而中国目前经济和教育、科技、法律、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矛盾非常突出。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但也应进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要高瞻远瞩，通盘考虑，关注全球的发展战略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对中国来讲正确地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极其重要。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能否赢得21世纪的关键在于如何冷静地进行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理性分析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式及未来发展趋势，预判全球经济波动周期的来临，有效地控制经济风险。中国经济和社会需要借古喻今，需要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的冷静，直面未来，关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问题和危机，能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急待谋变的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首先要放眼全球经济，从新能源战略的制定、中国企业的改造、经济结构的转型、城市化建设到教育体系的改造都需要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经济面临选择，即是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调整的稳定性以此顺利成功转型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力，或是在失衡的经济结构下继续高速运转。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政府大智慧的选择，是中国赢得世纪机遇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