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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放缓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成为全球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随着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的上涨，中国的投资成本已经上升并促使许多外国公司开始关注其他投资成本更低的国家，而其他国家也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资；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外商投资中国制造业的速度开始放缓，而投资增速的减缓意味着争夺跨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愈加激烈。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美国的在华直接投资逐年下降，而2005年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投资总额较上年下降6.5%，今年上半年又较上年同期大幅下跌31%，这三地在中国大陆的合计投资额高于美国或欧盟的在华投资。如果不包括金融领域一些一次性投资所带来的资金，中国2005年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略低于上年；同时鉴于6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2%，中国2006年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较上年同期又减少0.5%。

作为首批认识到中国大陆在低成本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并加以利用的台湾公司已将其新的投资投向亚洲其他国家，而对其他大型投资者而言，在扩大对华投资方面则面临阻碍。

目前许多日本公司在制造业方面的重大对华投资项目已基本完成，本田汽车公司2004年开始投资，将其在中国的轿车生产能力扩大一倍，该公司计划于今年完成该投资项目。除此以外，跨国公司在收购中国国内企业方面面临的困难以及中国对外商投资服务业方面的限制导致外商无法在这些投资领域大规模开拓。

在外商投资中国制造业的速度开始放缓之际，最低端的制造业则已开始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现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开始增长，同时越南因投资成本比中国更低而开始成为外商转移制造业的新热点地区。更多跨国公司开始将生产业务转移出中国大陆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利润。

目前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在经过多年强劲增长后，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放缓甚至停滞。中国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吸引国际资本和技术的问题上，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面临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以美国、日本为核心的发达国家的竞争。目前来自印度、东盟国家、美国以及欧洲都在开始推出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经济，而在各国开始吸引国际资本方面进行竞争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关注的是在各地经济发展中外商投资企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作为中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时必须考虑到如何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结构再造的过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尤其是经济结构整合根本无法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本顺利完成，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在此形势下，如何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中国本世纪初的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中国能否把握发展机遇的关键。有鉴于今后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愈加激烈，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建设公平合理而且有投资回报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些对于资本和技术的狭隘认识只能使中国在历史机遇面前裹足不前。

中国崛起需要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近来，许多中国人在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感到高兴，而实际上目前中国崛起迄今为止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总量上提高，而对于人均经济而言中国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开放。而经济民族主义者在为中国的崛起而欢呼的同时更多的是提出中国需要限制外资，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问题非常严重，国际摩擦，贸易争端，能源紧张，破坏环境况且中国国内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贷款余额达10万亿元人民币，政府需要主动地减少外资进而利用国内资金，中国需要逐步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发展，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产生了强大的政策影响力，近期中国政府颁布的限制外资并购的条例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在此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经济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国力得到了加强，但同时进入问题多发期，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出现拉美化问题是需要我们时刻关注的，回顾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同样在经济上了台阶后，开始限制外资发展，甚至排斥外资，直接造成外资从这些国家撤资，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拉美国家的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快速发展到这个阶段后，同样的自我膨胀欲望加强，民族主义开始占据主导，直接导致排斥外来资金和文化。

综观目前中国民族经济保护主义者中大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这些人士明显感到来自外资的经济竞争压力，呼吁限制外资实际上是力求形成经济保护，民族经济保护主义者简单的认为，中国市场形成了保护，少了外资企业的竞争，这些国有企业就能够重新占据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主流。而且这种民族保护主义论点鉴于普通民众对于目前改革的迷茫，在普通民众中颇具影响。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决非象民族经济保护主义者所预料的那样简单，中国目前收入差距非常大，低成本出口模式必将持续相当长时期，同时中国需要技术升级离不开国际市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发展了20年，引进外资，主要目的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而今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而目前民族经济保护主义者所倡导限制外资的效果无疑是闭关自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无法脱离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

实际上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的序幕刚刚拉开，以往我们更多承接了低端制造业，重点是消费类产品生产。而目前重型制造业大规模的转移刚刚开始，未来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等都将向低成本区域大规模转移，中国能否承接新的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自身的重型制造业体系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技术差距，因为目前中国重型制造业体系中，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依靠这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梦想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没有外资的进入，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同样未来没有外资的持续进入，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就将受到阻碍，中国经济就会出现拉美经济所遇到的问题。

世界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经济，还有文化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民族的既是全球的，经济开放是必然的，中国唯有全球化和经济开放才能获得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只有主动通过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对接，才能加快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为中国真正的崛起奠定基础。中国崛起需要全球的支持，经济需要多元化，文化需要多元化，各种资本共存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多元化的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必由之路。

提供教育是政府的责任

前一段，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教育产业化发表的一番言论这位发言人认为，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非义务教育已成为一种家庭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优质教育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

此言一出立即激起了公愤，在教育领域的种种问题的背景下，再次暴露了中国官员对教育的理解和政府对社会提供教育的责任，诚然如此君所言，中国的教育将是只有有钱人方能消费的，普通民众等于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放眼全球教育的主流无不以学生的能力为基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教育和经济过多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必须看到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政府有意义为居民提供必要的住房、教育、医疗，这些都是政府为民众，为社会提供的基本保障，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差距，而政府理应为社会所有阶层提供基本帮助，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政策调节市场中的不合理因素，使得社会能够在平衡中发展。

任何社会决非能够一极化的，否则社会将出现大的动荡，因为在市场竞争中，肯定是少数人最后胜出，而政府的政策仅支持少数的胜出者，社会将出现各种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的保障机制，透过税收等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为社会中各阶层人士提供必要的生存和接受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为弱势群体提供发展的机会，是任何政府基本的责任。富人可以享受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机会，但是作为政府必须努力为社会中的普通民众提供基本支持和保障，政府更应为弱势群体提供成功的渠道。

为此，我们看到在海外成熟市场中，教育不是完全市场化，甚至在北欧国家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解决学费高的问题可以选用许多方式，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为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学生提供政府经济援助，同时可以提供商业贷款以及勤工俭学的机会。而中国教育部门已经加快推进非义务教育产业化，而此间却忽视了教育非普通经济品，教育的属性有为社会公众提供平等机会的重任。

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的问题在于如何为社会公众提供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需要支付费用，而这些费用需要通过政府提供的各种措施予以补充。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而未来一段时期，政府的责任关键在于如何在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为社会公众提供必要的保障。目前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其实现的过程亦是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过程。

中国需要人本社会主义

鉴于中国社会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其中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讨论和争执此起彼伏，目前社会上的反思改革是最新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之辩，辩论涉及中国社会各种问题，腐败、高房价、医疗、教育、社会公德、外资政策、贫富分化等林林总总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何去何从。

理性是反思改革的关键，为此我们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站在中立的立场去分析中国改革的反思，以此形成我们理性的见解，供大家交流。反思改革是自中国1979年开始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的，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意识形态处于开放的萌芽阶段，争论仅限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者，而随着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的改革进入迷茫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争论中国改革方向应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政策，决定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缓解和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问题和矛盾。

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占据主导地位，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不争论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和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和提高。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执政原则。到了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市场经济被社会广泛接受，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改革政策。而此时思想意识形态之争暂时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治体系来适应新的经济体系，并提出建设法治国家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的核心是如何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转型成为焦点。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阶层多元化，贫富差距问题开始显现，教育和医疗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房地产价格的爆涨更是将传统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迅速边缘化，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作为社会人口的主体被迅速边缘成为弱势群体。我们认为触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神经的是房地产业的暴利式增长，巨大的利润驱动，出现了农民耕地被强占，城镇居民住房被强制拆迁，而补偿严重不合理。在房地产价格飞涨的过程中，腐败事件层出不穷。

所有负面的问题成为社会公众讨论的焦点，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从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到住房改革，每一项改革的结果都是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强占，因为我们改革的初衷是正确的，但是关键在于忽视了社会主体的切身利益，我们为何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是目前中国反思改革的导火锁。因为一个工人国企改革下岗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生存。医疗改革的结果是天价医疗事件频发，但是更多的人民希望通过锻炼身体，预防疾病。教育改革的结果是上学的费用越来越贵，但是人民还是可以找到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虽然伤害了许多社会民众的利益，但是矛盾尚未到激化的程度，但是房地产的飞涨触及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居住，如果你剥夺了人的居住权，结果会如何。

虽然有学者列举了中国住房改革前后，人均住房面积的变化，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政府管理失位，造成中国房地产市场集中在高档住房上，适合普通民众居住的住房非常少，社会资源空前的浪费。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又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导致社会主体受到损害，是对社会结构性的伤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思改革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否需要改革的争论在2005年进入高潮，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成为反思改革的核心，进而开始影响到中国政府机构的决策。

利益和与意识形态共存的状况使得这次反思改革的争论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的争论，而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层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论点是将反思改革的争论升华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上来。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已经提出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但是鉴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一提议没有被接受。

而今天在中国国力开始强大的背景下，建设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成为可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胡温政府顺应了时代需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成为中国政府未来工作的核心，而以人为本是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针对目前的争论和反思，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已经明确表示必须继续改革，以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在社会改革的关键时刻，胡温政府推行的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政策是维护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关键。改革至今天，中国社会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形成，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非常关键，过往的执政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今天推行以人为本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