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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2005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针对改革方向问题争论最大的一年，这次争论已经触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而以中国是否需要进一步改革为焦点将此次争论推至最高潮。中国政府最高领导者胡锦涛主席在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为这次争论画上阶段性句号。随即中央政府关于改革明确四点，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第二，改革方案要科学并注意各方利益；第三，改革成果须惠及人民；第四，改革开放不能忘记经济安全，掌握开放自主权。中国政府目前在确定共享式改革和均衡改革的战略方向后，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实施，打破目前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关键，而这其中打破垄断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进行自身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作为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而同时一向语无遮拦的网民一反过去对改革失当、失误的批评和责难，对政府工作报告更关注社会公平、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给予积极的、建设性的评价。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中央政府正在以更加透明和开明的方式，推进分享式改革的理念，力求激发民众参与改革热情和凝聚改革力量。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迹象日益明显，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以及土地的大规模开发，这三点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膨胀。而这种模式同时急剧消耗中国的综合资源，转变发展模式是中国政府多年前提出，为何至今非但没有任何变化，相反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综合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如何扭转改革中的利益失衡问题，使改革成为利益分享式的改革；使民众能够参与改革，改革管理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

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二十多年的双轨制改革，虽保证中国社会稳定，但时至今日偏离规范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正在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要清醒意识到中国社会与改革面临的问题，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已经受到社会民众的质疑。

在改革新阶段关键要形成能够保证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机制。目前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建立新体制的阶段，推进形成改革的新机制成为中国下阶段改革的重点，这其中关键在于法制建设，而且是符合全社会发展共同利益的法制体系。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是某些政策失误和偶然因素的结果，而且是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诉求过程中，利益被无偿侵占，而这正是下个阶段改革的关键，政府需要建立一个利益平衡机制，使得各利益阶层都有合理的利益点。

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群体均会利用改革的契机为己谋利，而这其中如何使得改革不会在实践中出现变异，关键在于如何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形成理性的监督机制。同时如何实现政治体制与社会管理体系及经济管理体系分离是中国近一步改革的关键，这其中核心在于政府职能彻底转变，政府必须受到监督和制衡。关注目前在中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在基层政府机构中采取直选模式，建议中国应尽早推行以省为单位采取直选模式。为此法制建设成为下阶段的重点，而保障法制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不被任一利益集团操纵，关键依旧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展开之际，作为中国改革旗帜的中央政府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中国赢得世纪性的发展机遇奠定基础；而其中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目前结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体系改革将成为中国能否把握历史机遇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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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腐败需要体制改革

上海陈良宇案发生之后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腐败一直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惩治腐败固然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反腐败工作没有能够遏制得腐败事件发生。在审视陈良宇案这样的腐败事件时，我们必须从体制改革的角度分析，杜绝腐败事件发生，将焦点聚集在具体的制度改革上将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陈良宇案明显属于地方第一执政长官腐败案，在中国政治体系内，第一执政长官对推动制度的执行运作起着关键作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采用的是党管理干部和任用干部的体制。多年来，中国政府为杜绝腐败事件发生实施了许多干部管理条例，然而第一执政长官的监督形同虚设，党的纪律和条例都是自上而下执行，党内的纪律监督等机构往往又从属于地方领导，为此这涉及到权力制衡问题。

目前，地方第一执政长官和高级干部基本属于以自我管理为核心，上级监管为辅助的模式。而各级干部的任命主要是依靠上级领导的选用和委派，为此在地方管理中第一执政长官的权利无限放大，同时极易滋生地方领导层集体性腐败，在陈良宇案中已经有很多干部卷入到了腐败案中。一旦腐败是集体性的，地方政权就往往变成独立的腐败王国，地方官员动用各种资源来维持他们所建立的腐败王国，防止腐败行为曝光，为此惩治工作将异常困难，例如这次陈良宇案，实际上外界的传闻已经有多年，非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干预决难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这期间其行为造成的恶果和损失难以估量。

正因为腐败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遏制腐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解决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制度改进而得到解决。我们分析认为中国官员的任用体制存在问题比较严重，官员需要向上级领导负责即可，而无需顾及更多地方百姓的呼声。这些年来，地方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央政府疲于反腐败，但中国之大，中央政府依靠自身的能力，无法根除腐败时间，为此除了加强党内监督之外，借助社会力量和媒体反腐败是非常关键的，让社会民众参与地方建设，监督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解决腐败事件发生的最有效的方式。

社会反腐败的关键在于执政的透明化，透明政治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方法，而透明政治的关键在于民主监督，而司法独立非常关键，实际上在周正毅案发生时，陈良宇案就已经露出端倪，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凌驾于地方司法机构之上，陈良宇案没有及早的暴露和调查。

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处于一个转型期，腐败极易发生，如腐败不能得到整治，中国的转型将背负巨大的社会风险，建设防止腐败和反腐败的体系非常关键，而反腐败必须有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参与才能有效。为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改革省级第一执政长官的任用方式，采用中央政府指定两名以上的侯选人，通过施政报告进行竞选，由各地方的法定社会公众选民投票，选定本届省级最高行政长官，并由其组阁省级管理机构，最多连任两届。这样省级领导者经过中央政府的考核，并经过民众的选举产生，有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地方腐败事件可以更好的杜绝。司法和媒体的独立是抑制腐败事件的关键，社会民众的参与是防止腐败的基础。

中国经济面临体制瓶颈

刚刚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五"规划订立中国在2006年至2010年间GDP年均增长7.5%的目标，低于中国近五年来的GDP实际增长速度。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高达8.6%，在2005年更高达9.9%。中国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是延长经济增长的周期，而同时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加快并深化经济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制环境。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工作的重点包括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机构不完善及法制基础薄弱将无法支撑经济的无限高速增长。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启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不需要全面的机构改革，但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有日渐完备的管理机构和法制。中国目前推动经济

发展的因素是高投资、高储蓄率，但是投资效率低，浪费严重，银行坏帐多，这些使得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国外直接投资在GDP中占的比例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中国外贸增长必定有一定比例。中国需要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法制建设，避免遭遇其他亚洲邻国遇到的亚洲金融风暴危机。数据显示，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均受到巨大冲击，在1990至1996年间，这些国家的GDP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1.2%,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因素很多，法制不完善，金融的机构缺陷是关键因素，这些国家同样面临如何改革国家体制的问题。

中国要避免重蹈其他亚洲国家的覆辙，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其体制问题，完善的法律制度，关键的执法也非常重要。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经济改革之初就已经预计到经济改革

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目前中国可以说是已经走到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在进行体制改革时，真正的政治问题只有一个，即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能达成共识，意识形态并不是障碍。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时，如何争取省市领导人的鼎力支持是重要的技术环节。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在2006年要跨过一个重要的关口，因为今年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基本上结束。中国各行业需要注意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指出中国要增强做好各项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中国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建设新农村的各项措施，取消农业税将减轻入世对农业的冲击。

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由此为去年下半年以来关于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作了结论性注解。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出现20多年来最大的学术分歧，反思改革成为焦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出现改革停滞现象，重回计划体制的思想日重。教育、住房、医疗、国有企业改革甚至出现排斥外资的言论和举动，部分学者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并由此涉及经济学教育的单轨和双轨、领导权等问题。崛起的中国正进入改革的关键阶段，各级政府资源配置缺乏战略高度，法制建设不完善和执法问题严重，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呈现削弱的趋势，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等问题直接作用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凸现更加令体制改革的未来扑朔迷离。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正面临双重压力，国内市场化改革反思潮流的压力和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问题。

中国目前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水平，增长的人均基数较小，年增长10％，GDP才增加100美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真正崛起的关键。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关键阶段，而同时又涉及体制改革。任何的改革退缩将使得中国错失世纪发展机遇，有种观点需要值得关注，即中国完全可以依靠本土市场发展经济，现在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国际投资。需要指出的是虽中国人口众多，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任何产业都有可观的市场需求规模，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中国产业将本土市场作为回旋空间的几率为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回避国际市场，例如中国目前的能源问题就必须站在全球的战略高度来解决。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首先要放眼全球经济，从体制改革、新能源战略的制定、中国企业的改造、经济结构的转型、城市化建设到教育体系的改造都需要以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进一步发展成功的关键在于战胜自我。

中国政治改革的两大战略步骤

中国政府在制订了十一五发展规划，并确立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后，所有的焦点均指向政治体制改革。目前许多问题难以在政策层面予以突破的关键在于中国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在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各方代表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具体执行政策的争论的核心最终都是回到政治改革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为此民主建设、司法和监督体系独立以及媒体监督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2007年中国即将召开十七大，确定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路线，成为海内外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和平地消化内部矛盾的关键，中国若希望可持续发展，必须化解社会内部矛盾，平衡社会各种资源，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必须把握二十一的发展机遇。

为此站在中国如何把握世纪性的发展机遇的高度，看待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就容易找到问题的关键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把握世纪机遇的关键在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合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民主与法制建设必须相辅相成。目前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从制度上反贪防腐的改革近乎停滞，以致腐败案件频发，陈良宇案虽显示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但是政府信誉依旧受到很大伤害。为此中国政府今后改革的关键在于民主建设和司法独立。

我们看到中国邻居越南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正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已经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务的就任者必须通过党内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中国政府和社会均非常关注政治改革的话题，社会人士所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包括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党内党员的参与，共同建设和管理社会体系。官方在讨论政治改革时也强调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同时官方更加关注的则是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政治改革的讨论围绕着政权建设问题，力求通过党的自身改革来提高其执政能力。。

为此，如何扩大党内民主竞争，重要职位需要通过平等民主竞争产生；司法独立和监督机构的独立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地方各级的党政监察机构和司法部门建议改为中央政府的垂直领导，提高执政能力，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同时赋予人大政协和新闻媒体更多参政议政、反映民意、透露真相、监督党政官员的空间和自由，使党内民主向全民民主延伸。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虽进展缓慢，许多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但我们认为针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最佳的选择，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同时中国进行广泛的民主选举不具备社会基础，过于急噪的政治改革将影响中国目前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同时中国需要首先完善国家管理体系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行民主建设。

目前中国政府推行的建设和谐社会的计划是中国能否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如果一个国家无法保障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良性运行，任何民主皆为空谈。完善国家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一个由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逐步发展的过程。为此我们建议，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中求胜，珍视目前的中国世纪性的发展机遇。

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社会大众都非常清楚，既然能够发现问题的所在，我们更应首先建设完善，国家管理体系：独立的法制系统、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市场制度等，为此我们中国政治改革需要分为两大战略步骤，首先国家管理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同时展开党内民主竞争，选拔重要职位的官员，社会参政议政形成社会监督。然后才是如何完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