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引言

论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点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良性发展，过度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制约中国产业升级，越来越多的资金堆积在低效能的房地产等领域，使得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只能承接低端产业。从整个国家的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低效率的增长模式在许多行业仍有发展空间，而中国经济的支柱又以低科技含量的地产为基础，使得中国的工业过多集中在高耗能的低端产业中，企业将剩余资金重复投入房地产业。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资金、地产和高耗能低端产业之间的恶性循环。

回顾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完全依靠投资拉动，期望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愿望年年落空，而居民消费指数却持续走低，中国必须寻求途径使消费支出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国需要新经济发展模式。

造成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两大关键因素是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结构问题，最大特征是金融体系管理、汇率改革和房地产投资过热。人民币汇率涉及到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和国际经济金融关系的协调。同时人民币汇率现行体制推动中国本土稀缺资源过度利用与过度输出、经济结构失衡的弊端显现,触及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间的协调，正在引发社会性问题和矛盾。人民币升值是调整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点，中国的汇率正在进入升值周期。

而房地产投资过热问题迟迟无法有效抑制成为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最大隐患。在房地产问题上，中国政府机构的患得患失和举棋不定，则成为继续推动地产过热重要因素，更多的资金进入这个行业，形成巨大的经济泡沫，中国房地产成为暴利的代名词。瑞恩安德经济研究院亚太区首席经济师乾铭博士认为，中国过早的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严重地挤压了其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因为中国经济错误的复制了香港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结构应该是美国式的大陆经济模式，而东南亚、香港和日本则是岛屿经济模式，两种模式需要的是不同房地产发展模式，而中国房地产最大的危机是拥有大陆模式基础而发展岛屿模式。放眼整个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入香港模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今天的香港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为此中国经济需谨记香港经济发展的教训，尽快摆脱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束缚。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于依赖沿海地区的大城市，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无法向其他区域有效输出，从而在这些区域积聚起来经济泡沫。中央政府的旨在冷却过热经济的宏观措施受到地方机关的抵制，执行宏观调控时遇到极大的困难。中国正从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化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忽视了合理的制度建设、体制改革和约束机制建设，造成目前这种影响经济的权利结构严重分散，人为地延长经济投资周期，直接造成目前中国投资周期失控，经济泡沫形成。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在2005年中国GDP占到45%，预期在2006年将超越50%，综观中国政府本次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在于权利过于分散，同时最为致命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分散性结构，银行借贷行为发生在各地区，地区性金融机构从属于地方政府，区域性的银行借贷和经济投资直接阻碍了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

为此乾铭博士指出中国必须解决这一矛盾，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而经济将直接面临崩溃的风险。建议中国政府应从体制改革入手，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屏弃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经济模式，限制房地产发展，学习欧美国家开征地产消费税，一个家庭可以拥有一套免税的住宅，对于另外持有的住宅征收高额的消费税。大力发展科技产业，引导资金向高科技产业分流。目前中国各区域产业定位模糊，重叠现象非常严重，直接造成资源浪费，需要通过加快推进推动产业转移，从而优化中国各区域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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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汇率改革加速

人民币汇率近期频创新高的走势，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速度较汇改初期已经明显加快，而国内出口企业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因此在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人民币稳步走高有助于降低外贸顺差，促使提高企业提高竞争力,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将稳步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我们预计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将升破1:6.9。

为分析中国汇率体制，我们回顾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由固定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过程。中国人民币汇率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实行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度；经济转轨时期（1979-1993）实行汇率双轨制,1985年取消内部结算价，两种汇率并轨，重新实行单一汇率，统一实行1美元兑2.8元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之后人民币汇率逐步下调，到1993年底，人民币官方汇率下调至1美元兑5.8元人民币。

1994年之后实行钉住美元制度,1993年底，中国决定进行汇率机制的改革，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实现汇率并轨，从双重汇率改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政府宣布：执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最终将走向完全可兑换。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并轨之初，l美元兑8.7元人民币，此后缓慢升值。到1997年末，因需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到2001年中，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为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至今稳定在此价位区间。

对中国而言，汇率水平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汇率机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完善和健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成为中国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在国内用自己的金融市场完成中国需要的金融配置，而不希望把中国的金融配置通过国际的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运作来实现。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汇率制度造成的资源配置结构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汇率作为指引国际资本流动的价格信号，汇率失衡使政府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人为低估，鼓励资本流入的政策增加外汇供给，而目前中国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同时抑制外汇需求，使更多资本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扩大外汇储备来吸收外币的超额供给，从而使现实压力变成潜在压力。

中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失去效力,宏观调控无法回避汇率问题，严重的人民币汇率体制失衡，直接导致中央银行加息和调整准备金率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目前中国大量产品出口，加息则成为压缩国内需求的措施，抑制经济过热，首先需要解决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升值本身就具有紧缩效果。汇率失衡同时导致中国的资源配置出现效率下降，投资收益率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扩大了中国出口的规模。出口增速加剧能源需求，进而推动投资的增长，造成经济过热。人民币汇率失衡导致的贸易出口增长，表面看我们的经济收入提升，但实际造成的能源原材料紧张，而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上是利润最低的部分，反而使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不断恶化，贸易纠纷上升，最终影响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战略布局。

中国加入世贸以后，随着国际资本的进入和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不可能永远实行资本管制。在资本流动的自由度日益加大的前提下，只有相应加大货币汇率的浮动才能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国目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为中国最终完全开放市场后必然需要实行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汇率制度。

目前人民币进入升值快速通道，这将有利于中国政府有效地平衡国际关系，灵活的汇率政策可以缓解欧美联手压制中国的态势，将为中国与日本争夺在亚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赢得主动，对中国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十分有利。升值后的人民币将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强势货币，使中国在亚洲经济区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需要人民币升值。

能源-中国经济发展之瓶颈

目前全球的石油需求与日俱增，同时伴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全球各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也日益激烈。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且对能源的巨大消耗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使石油需求量的增长趋势延续，可以预期未来中国石油需求将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

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石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开始进行全球能源战略布局，同时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公司寻求海外能源合作，不断有报道称中国石化公司在加快全球石油能源的战略布局，谋划全球能源合作。据悉中石化未来将有一系列海外合作或收购计划，多渠道拓展海外市场并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成为中石化乃至中国政府现阶段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从中国政府一系列的外事活动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布局构想浮出水面。

中国经济增长对于能源的迫切需求已促使中国公司开始关注委内瑞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油气资源，中国公司目前已签订超过70亿美元的合同，包括收购在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油田中的股份。同时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一家全资子公司2005年8月份同意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共计41.8亿美元收购PetroKazakhstan Inc.，以便通过管道输送把石油运送到中国。在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和哈萨克斯坦上市的PetroKazakhstan总部位于加拿大亚尔伯他省的省会卡尔加利市，但业务在哈萨克斯坦。

在印度政府的倡议下，中国和印度在2005年8月份决定共同收购两国选中的海外能源资产，从而降低两国在能源收购方面的竞争激烈程度。中国和印度于2006年1月份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即关于海外收购的信息共享协议并决定有选择地联手竞购石油类资产以避免发生竞购战。同时中国海洋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在海外市场积极寻找石油资产的收购机会以满足国内因经济飞速发展而激增的能源需求。该公司2005年以185亿美元收购美国油气生产商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计划夭折，之后中海石油并未放弃在海外进行石油资产的收购计划，而是频频实施收购。中海石油曾表示业务扩张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收购海外的上游资产。中海石油2005年12月份时表示公司将与印度一家合作伙伴联手支付5.76亿美元收购叙利亚一油田，之后该公司宣布以22.7亿美元收购尼日利亚油田Akpo45%股权，同时表示正计划出价2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Nations Energy Co.，独立石油生产商Nations Energy在哈萨克斯坦拥有一处大型油田。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强与沙特的能源合作。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在对中国的访问期间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一份广泛的能源合作协定和另外四份协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在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领域的合作和投资。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对能源的巨大需求，2004年中国国内原油需求激增15%，2005年增长约10%。中国约17%的进口原油来自沙特阿拉伯，近年来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油从2002年的1,250万吨增加到2005年前11个月的2,200万吨。中国希望能源供应得到有效保障，而沙特阿拉伯作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也需要保证其石油产品有稳定的需求并迫切希望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建立关系。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合作有望为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进一步的能源保障。

为满足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展开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收购；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油气进口仍将保持上涨趋势，而更多迹象表明中国仍计划进行更多海外油气资产的收购。进口石油的大幅增长使中国政府开始为本国过度依赖中东石油的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必须对能源的使用加以控制并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同时中国应寻找新的能源途径以确保能源的持续供应。

中国贸易顺差显著增长

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顺差再创月度历史新高，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数据，中国6月份的出口额为81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但6月份的进口额为668.1亿美元，进口增幅的下降幅度较大，增幅从5月份的22%下降到6月份的19%，从而使中国6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145亿美元，刷新5月份创下的130亿美元的单月贸易顺差最高纪录。另外中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为614.5亿美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55%。通常中国下半年的出口额高于上半年，因此经济学家预计2006年的贸易顺差将在1,300亿至1,500亿美元之间，而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018.8亿美元。

尽管出口增幅显示国外对中国制造的产品需求仍继续保持强劲，但进口增幅的下降则表明中国本地公司购买国外资本货物及原材料的速度正在下降；同时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贸易数据意味着中国庞大的对美国和欧盟贸易顺差将继续保持显著增长，而市场人士正在高度关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欧盟与美国贸易委员始终敦促加快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并表示中国政府故意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低水平以帮助出口商；而中国官员则表示中国不追求巨额贸易顺差，汇率稳定对中国经济有利。

目前国际社会针对人民币加快升值速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商品的海外畅销、中美贸易顺差、美国制造商裁员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引发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汇率失衡主要表现为人为干预货币汇率，在维持固定汇率的条件下政府对出口企业补贴，即政府提供出口退税。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这种汇率制度造成的资源配置结构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

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无法回避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体制失衡直接导致中央银行加息和调整准备金率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目前中国大量产品出口，加息则成为压缩国内需求的措施，而抑制经济过热首先需要解决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升值本身就具有紧缩效果。汇率失衡同时导致中国的资源配置出现效率下降，投资收益率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扩大中国出口的规模；而出口增速加剧能源需求，进而推动投资的增长，造成经济过热。人民币汇率失衡导致贸易出口增长，从表面看经济收入提升，但实际造成能源与原材料紧张，而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上是利润最低的部分，反而使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不断恶化，贸易纠纷上升，最终影响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战略布局。

中国再临经济过热的关口

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周二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3%。这比第一季度10.3%的增幅整整高出了一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继续加速，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是10多年来最快的一个季度，中国政府面临如何通过控制投资降低经济增长率的难题。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道路、工厂等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0%，高于5月份时18%的增幅；6月份零售额增长了14%。通货膨胀率也开始走高。6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较上年同期增长1.5%，5月份CPI增长了1.4%。

中国央行2006年07月21日宣布上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8月15日起，将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至8.5%。这是中国央行在两个月时间内第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政府本周二宣布，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1.3%，是10年以来最快的增幅。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完全过热阶段，泡沫风险严重，在银行贷款以两位数增长的推动下出现的房地产热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或导致企业的负债率达到危险的高水平。

中国经济过快增长的风险正在与日俱增，而中国政府力图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过热的经济，收效甚微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完全市场经济阶段，行政调控必然收效有限，中国政府需要使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调控过热的中国经济。6月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33.7%，其中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月度投资增长最为强劲。

中国出现失衡状况的根源在于出口盈余带来的资金大量流入。6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45亿美元，上半年的贸易顺差总额为614.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4%。预计今年的贸易顺差将达到1,700亿美元。同时加速中国银行的贷款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整体通胀迹象明显，预警信号非常明确，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担心过度收紧经济，造成中国经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经济滑坡，影响中国国际形象。

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信贷规模的扩大，资产价格正在明显飙升，而由于成本上涨，公司利润率出现下滑。经济增长过快直接导致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和破产。鉴于近期公布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国政府上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以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的紧缩步伐将会继续令人失望。

中国中央政府面临两道难题，首先必须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同时如何控制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在7月18日举行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郑京平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部分行业受原材料、燃料等价格上涨的影响，利润空间缩小。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过热将考验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决心，经济过热的重要根源在于各地政府大举上马建设项目的做法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山东已成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搏弈的双重缩影和代表。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山东省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1/7强，而上半年，山东GDP增长率预计在15％左右，同期全国的GDP增长率为10.9％。从六月下旬至今，中央政府的各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频繁前往山东检查，向地方政府施压，意图抑制山东过快投资。而所有的这些均未能动摇地方政府加快投资的决心，山东发改委在媒体上公开明确表示仍要坚持扩大投资不动摇,对十五结转项目要加快建设进度，对拟开工的十一五规划项目，则要抓紧落实建设条件，争取早日开工。山东政府公开抵制中央政府的调控，意味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已进一步加剧且公开化。目前山东的情况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影响非常之大，基于地方利益考虑，高层的调控目标在地方遭遇强烈抵制，而此相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地方同样大量存在。

在2003-2004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之后，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再次面临经济过热，问题的在于中国政府仍不愿对过热的中国经济踩刹车，实施有效的调控方式，这种做法日益令人担心。中国政府一直不希望人民币大幅升值，而试图通过减少投资给经济降温，预计中国政府的下一步措施将是再次提高银行贷款利率。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于汇率。在如何控制贸易顺差问题上，中国政府担心人民币快速升值将会影响中国出口。为此中国政府一直不愿采取让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以降低经济增长率。

实际上，中国政府不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更本因素在于担心中国经济因人民币升值重蹈日本经济覆辙。但是中国政府忽略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入加速阶段，全球产业转移同时在加速，而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全球产业转移提供了绝佳的契机，而后果是中国经济反复过热，国家资源配置浪费，造成能源紧张，破坏生态环境，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与全球短期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相互作用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

2003年政府调控经济过热时，所面临的困难远没有今天多，短时间内再次出现经济过热其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全面经济失衡迹象。导致目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调控的不到位，没有按照经济规律调控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经济，过度行政调控只能加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塑求的差距，从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全面失控。

不可低估中国风险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讨论中国需要关注投资风险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等都走到了关键阶段，而且中国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且中国经济目前是超高速发展后急需休整的关键时期，此时正是中短期投资风险加大的时期。

短期而言，房地产无疑是中国风险最大的行业，地产与金融的紧密相连，加剧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近几年来，上海的发展日新月异，上海市政府的有关人士和经济界人士的自豪也正是这些林立的高层楼宇，上海现在正在建造或建成的二十层以上的高层楼房有四千多栋，超过纽约，在短短5年间建起了这么多的高楼，其经济势头令人瞠目结舌。虽然上海的经济在急速膨胀，但其经济规模而言，无法与东京和纽约相提并论，而高层楼宇却远超东京和纽约，为此令人担忧其未来的供大于求。而在未来五年、十年的老化过程中，楼房的使用价值需要重新评估。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国地产泡沫急需疏导，中国地产急需回归到普通消费者基本可承受的位置，因为如本地消费者无承接能力，地产风险将以倍数扩大，而为地产界过度渲染的海外人士计划长期定居上海之事，根据我们的了解真正计划长期定居上海的海外投资者的比例远非如报道的之高。

结构性风险时刻在困扰着中国，同时中国对外资的政策，正在从优惠转换为提高税收，中国投资的魁力因此会降低，而且有的企业就会暂缓对华投资。长期资金将分流到短期资金中，短期套利成为现实，支撑中国繁荣的是外资的潮流，一旦这股潮流失去势头，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就有可能随时爆发。

中国是一个具有双重经济结构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各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3倍，城市居民的购买力是农村居民的四倍，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是中国农村居民无法比拟的。这种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工业化初期，农村提供工业化需要的资金与劳动力，那么在工业化中期的时候，就需要农村的购买力与市场来解决工业生产中的持续增长问题。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中国正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需要用市场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效率，为此中国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学习国外几百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积累的好的经验、做法、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但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成为中国能否获得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的关键。目前中国存在着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现象，而且这些问题的不断出现正在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平衡中国的中短期投资风险，分散房地产风险成为中国政府的关键任务，因为我们必须深刻的理解，中短期的经济风险和结构性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将会影响投资者对长期投资的良好预期。

中国需要金融和投资体系改革

2006年，中国向外资银行完全开放人民币业务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很快就要结束，中国需要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体系造成的冲击在于新的储蓄存款一旦被外资银行分流，国有商业银行将不再拥有稀释其不良资产的手段。

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中国政府在1998年推出了两大拯救性措施：一是发行了2700亿元人民币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二是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银行系统的改革成为中国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金融体系的关键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和开放民间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动用了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这两家商业银行又再度剥离了197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制进程明显加快。银行业的改革应在国有银行和准国有信贷机构改制的同时引入民营银行，从而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

中国经济过热的主导因素在于投资决策体系的缺失。中国政府计划将地方政府手中的投资决策权划归企业所有，该项改革措施旨在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根除数十年来政府干预的经济弊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该项改革将简化私营及外资企业的审批过程，减小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中国应该效仿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加大力度建立监督机制来保护自然资源，维护国家安全，而不是直接干预投资决策。支持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放开利率，在市场经济中利率自由浮动是银行对风险进行定价的一个关键要素。

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再次加速过热，中国目前需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就业稳定、通货膨胀率下降以及收支平衡稳定等方面体现，而且还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及银行信贷的步伐及规模减缓来衡量中国投资机制。中国投资体制的改革近两年，基本处于不成功的状态，而关键在于投资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决策和监管缺失是中国经济再次加速过热的源头。

中国完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化和政府推出市场，用更多的政府资源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高效能运作的政府机构。

中国高速发展的代价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尽管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但却并不能掩盖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而现在这些潜在的问题与矛盾开始一一暴露出来并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新兴国家中，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绩效令人瞩目。然而中国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自2003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9%之后，资源高度紧张并面临紧缺局面，因此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将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期间，在经济结构方面，低水平平面扩张与结构性调整相互作用，投资和重工业保持快速增长。重化工业热是特殊体制下的产物，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平均利润率下降、竞争加剧、资本积累相对过剩及失业人口加剧等缺陷，同时旧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被证实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而浪费资源及污染环境问题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致命伤害，同时重化工业将使产业升级、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始终处于高消耗低产出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将面临自然资源更加紧缺的局面，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引发的潜在问题与矛盾开始一一暴露出来，而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中国煤炭和石化行业的工业事故频频发生。

2005年11月11日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上市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和火灾事故，导致5人死亡，大约100吨有毒化学物质苯流入松花江。松花江是哈尔滨市的饮用水水源，下游流经俄罗斯，而爆炸事故导致哈尔滨市全城停水。吉林石化和另一家公司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过去20个月还发生过另外三起重大事故：2004年4月20日，一家工厂发生大火，导致两人死亡，两人受伤；2004年12月，一化肥厂的爆炸导致三人死亡，三人重伤；之后又发生一次爆炸导致两名机床工人死亡，两人严重烧伤。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爆炸事故，其核心因素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以石油为原料的塑料和其他成品油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促使炼油厂和石化厂进行满负荷生产。

2002年，吉林石化新任总经理上任不久便开始加班加点、缩短检修时间并以99.6%的开工率加速运转，此举使公司扭亏为盈，结束持续6年亏损的局面并实现一定的利润。之后吉林石化公司要求生产出更多的化学品，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从2002年开始公司将设备常规维护周期从每年一次延长到每三年一次，而最近一次停工检修是在9月和10月进行。安全让位于利润，为提高业绩不惜牺牲安全，环保标准不能严格执行，而且三年没有安全检查，但公司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10月，吉林石化等21家企业曾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环境友好企业"，但鉴于吉林石化对此次近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负有责任，吉林石化总经理于力被解职，目前正在接受中央及地方政府有关机构的调查，同时吉林石化还有两位高层管理人员被撤职。

除吉林石化近期发生的爆炸事故以外，中国其他石油公司的事故也频繁发生，它们的炼油厂开工率已经接近极限，同时还在努力提高上游设备的生产能力。今年10月27日，位于黑龙江的大庆石化分公司炼油厂发生爆炸，导致7人死亡，而该公司属于中国另一个能源业巨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厂矿企业为了满足中国日益增大的能源需求而加大生产力度，矿难正在日益增多。2003年12月西南城市重庆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造成234人死亡，1万多人受到有毒气体的伤害，事故还迫使6万名村民疏散；近期中国黑龙江的一个大型煤矿发生的矿难中，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61人，仍有10人失踪。基于市场和需求日益强劲推动煤炭和石油公司的利润丰厚，能源企业的管理者无暇顾及安全及环境问题；同时在中国的采矿业，由于那些拥有矿山股份或收取贿赂的官员们对违反生产安全的情况熟视无睹，导致近两年中国矿难频发。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让早已超负荷运转的系统更加不堪重负，同时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在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中表示要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即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同时关于能源利用方面，中国政府表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可见为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已将能源及环境问题作为关键问题进行解决。

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需加速调整

多年来国有经济体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国有经济承载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中国社会和经济出现的一切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时承诺的市场完全开放日期的日益临近，当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国有经济理应顺利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2004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反思改革的争论令身处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有经济开始迷失方向。

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的二十多年中，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变，社会得到进步，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趋势无法逆转的情况下，中国国有经济如何独善其身，按照过去的发展轨迹发展值得提出质疑。虽然国资委的改革计划看似是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但是无论是确定业绩考核标准、管理者的年薪制还是引入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所有的举措只是在试图将日益开放和日益强大的国家未来押注在国有经济体系上，其风险正在日益凸显。

我们可以理解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国内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以及国际问题日益明显，而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期，国有经济体系曾经有效地承载了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为中国加入WTO，进入全球经济视野奠定基础，然而此时的中国是需要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与资源配置。因为在经济上中国正在面临来自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正在对本国的法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同样吸引国际资本的关注，发展本国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来自于印度等国的全面挑战，同时日本在看到中国经济起飞的同时，已经改变其国家和军事战略，我们甚至已经看到日本希望通过军事力量抑制中国的态势。而目前中国内部社会结构的调整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暴露出来，国有经济的致命缺陷日益明显，资源无法有效配置。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进行国家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机遇。在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日益彰显的今天，国有经济体系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中国民营经济在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巨大的改变，大批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其中既有像希望集团、联想集团、海尔集团等产值数百亿的大型民营企业，也有一批迅速崛起并初具规模的科技型或服务型的民营企业，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分布于各行各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目前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其优势日趋明显，尤其在广东、浙江等地区民营企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60％以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就中国经济发表的第一份报告中估计私营经济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从1998年的50%增加到2003年的59%，OECD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更具私营特色。

由国有经济100%拥有或控制的经济领域包括石油、石化、采矿、银行、保险、电信和机场，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出售、管理层买断、股票上市和关停并转等途径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实现产权转移。中国政府目前鼓励大力开办私营企业，而中国私营经济的规模比以往更大。但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资金困扰，因为存在许多限制造成现在的融资渠道不畅，而融资渠道的不畅通成为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许多中国民营企业从创业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正面临巨大的变革，一方面它们正努力为自身争取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同时也对自身的治理方式进行改革，努力发展成更正规、更现代的企业。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民营企业的一些发展特点，如历史积累不够，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短、规模小、资信不佳等，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和压力，但也充分利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中大量的商业机会。现在民营企业在日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里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各行业的利润率普遍下降，未来几年内中国将依赖中小型私营企业实现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和社会进入完全开放阶段，国有经济体系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从中国的社会内部还是国际社会的外部环境都需要中国整合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对于浪费和无节制地消耗资源的国有经济体系的任何救助行为都将无济于事，只是无谓地消耗中国有限的资源，导致中国贻误历史机遇。中国必须逐渐放弃国有经济体系，将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商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市场经济竞争。而保护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将成为制约中国进步和令中国错失历史发展机遇的赘疣，使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双重压力。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大环境下，任何市场、企业和国家都要参与国际化产业整合和资源整合，因此对于企业、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参与国际化竞争。

而主观认为通过保护和强力扶植国有企业使其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到一席之地，其结果将是贻误中国把握历史再次赋予我们的发展机遇。为此在今后几年中，中国需要国有企业全线退出竞争性商业领域，从而使国民经济结构逐步进入良性化阶段。同时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及国际市场的阶段，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现在中国正进入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以及参与国际社会建设，塑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的关键阶段，中国的国有经济体系最终是成就中国，还是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对此我们需要时刻关注。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国际经济竞争和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时期，任何保守和畏缩的想法都将给中国留下遗憾。当中国再次面对历史性发展机遇的时候，把握历史机遇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国际资源。

地产业超前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

目前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欧洲，当问及房价时得到的答案惊人的相似，即地产价格将继续上涨。当所有人看好地产未来的时候，我们愈加谨慎关注全球地产的波动，关注这一白热化的市场。目前对于全球地产是否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冲击各方持有不同的观点。数据显示，2004年全美房价上涨8．3%，升幅为近10年之最。在华盛顿、旧金山等一些大城市，房价涨幅高达20%左右。房产投机商增多，美国房地产协会的调查发现在2004年交易中有23%属投资性购房，买主目的是获得短期利润。客观迹象表明，美国存在着房产泡沫，1980年以来没有出现如此之高的投机性购房比例，超低利率使贷款投资房产变得容易，从而推动房价的飙升，而美国上次出现如此之高的投机地产的结果是房价崩盘。

和其他许多投资过热领域一样，房地产将迅速冷却并造成经济波动。在中国依然存在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并导致社会紧张。随着全球进入加息周期，全球地产的黄金期将告结束，加息预期使得房屋购买者面临更大的融资成本。目前房地产泡沫正在成为全球性泡沫，作为衡量泡沫程度的指标之一，各国房价与租金比率则达到创纪录的历史高位。目前房价和租金比率与1975年至2000年这25年的平均值相比结果是，美国目前比率高出32％，法国高出46％，澳大利亚、英国和西班牙高出至少60％。

判断房地产市场有无泡沫的另一个具体指标是房价与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到2000年，美国的房价与家庭平均收入的比值在2.7到3.0之间很小的区域内浮动。2000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到2004年底高达3.4左右。而美国1979年曾出现泡沫，当时的房价与收入之比也只有2.95左右。美国房价自1997年以来上涨67％，而这些房价下跌的信号提示作用将动摇房市繁荣的根基，在房价下跌过程中市场信心将产生动摇，以往被忽视的潜在问题也将引发关注。在多重负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全球性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危险才刚刚开始，但是必须看到全球地产繁荣之后将是地产的萧条期。在人们看好地产的未来，信心指数达到25年以来最高之际，我们则认为全球地产的调整周期已经展开。

中国整体宏观环境尚未与国际接轨，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二元化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无法承受房地产的泡沫，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是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必须冷静面对的。房地产投机泡沫将是中国经济所要面对的最大金融风险，而目前在以中国建设部为代表的政府机构中，因考虑自身利益在极力唱多房地产，其对中国防范金融风险极为不利，目前地产投机已经超前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所需的基础支持。有政府官员认为资本主要是针对高端的物业进行炒作，而对广大群众需求较大的普通住宅的价格影响并不大，但实际情况是上海房地产针对高端住宅进行炒作但已经影响到周边地区，周边的地产价格水涨船高，产生严重的泡沫现象。

伴随着这一轮房地产的繁荣，对房地产泡沫的争论异常激烈。在争论中，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地产商和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是有真实需求支撑的，所以不存在泡沫，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远远超出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出现很严重的泡沫，并且泡沫即将面临破灭。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特殊，但是无法回避的全球化正在影响中国的每个角落，目前房地产市场无法独善其身。

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当前的房地产价格已经无法正确反映其基本价值。中国正在陷入这样一种误区，房地产就是财富，而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但如果这一产业过度吸引资金进入进行投资和投机，势必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中国已经进入支柱产业就是房地产业的误区，房地产即是中国经济最大增长点，而这种增长是透支未来资源的模式，完全依赖房地产的经济格局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同时毫无抵抗风险的能力。我们调查发现中国内地许多企业都纷纷涌进房地产业，中国制造业将无法回避的是科技提升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当所有的企业都涌向一个产业时，不仅会出现行业泡沫，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也同时一触即发。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大量的房地产投资联动钢铁、水泥、建材等产业的价格上升，而中国能源发展的瓶颈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目前中国建设部和地方政府的部分官员以及房地产商反复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即房地产价格下跌会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发展，会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下行，会导致国内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出现。而这些观点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缺乏中国经济的全局考虑。中国最高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央行也力图控制风险，但目前是各种利益的较量。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下跌是必然的，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投资者看到其中的风险。

目前房地产经济正在全面联动整个国家经济，这也是为何房地产价格上涨放缓并立即在经济数据中显示出来。中国政府需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打破目前这种完全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格局，重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维持高房价将错失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持续力，丧失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及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的有利地位。预期未来的价格并在今天就实现其实透支的是未来的增长潜力，提高经济发展要素价格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极大的负面冲击。高昂的房价和地价会使中国经济背上沉重负担。低成本是资本进入中国的基础，是中国实现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目标的关键。

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造成经济震荡。但是放眼21世纪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落和投资理性回归，能够为中国在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以及政治格局等方面进行有效的调整赢得机遇，而在调整之后中国经济将有望迎来良性发展的循环周期。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回落是控制投机资金的最佳方式，我们看好中国的未来，而地产调整是保障中国经济能否有效转型的关键，同时也是中国能否赢得历史性发展机遇的关键。

中国国防工业亟待转折

在2006年3月6日中国人大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防工业的改革令人关注，规划纲要提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分类实施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深化军工投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国国防企业改革方向和中国国防实力的提升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多元化改革成功的重要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明确加快军工企业的改革，允许私营企业同国有企业竞争，但非国有企业要想替代大型国有军工企业，未来阻力重重。目前改革的方案是试验性质的，在短期内不会对中国军工企业格局产生影响。

站在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分析，中国应有自己的武器研制能力，减少对外依赖带来的不安全感，中国需要在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的问题上，考虑到未来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需要尽快脱离从俄罗斯进口武器。在中国国防工业的改革中，中国政府应加大投资在提高国内能自主生产的能力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在国防上不能依赖第三国。

实际上，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现在正停滞不前。俄罗斯的企业生产的武器比中国产的性能更优越，但俄罗斯的军工企业进步非常缓慢。在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其需要的所有武器。但是中国武器依靠俄罗斯，中国武器装备只能停留在1980年代的水平。中国的经济远比俄罗斯的有潜力，中国政府需要加大资助国防工业的自主发展。长远来看，中国应当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四倍，2006年中国的国防预算支出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的7.4%，约为351亿美元，中国的军事预算大幅度增长，关键在于国防企业如何利用这些投资，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在国防企业市场化后，政府不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因为军队是军工企业的最大买家，国防企业市场化对企业和国家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国防企业赢利，可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又能为军方提供所需的装备，需要谨记的是军工企业的生产不是单纯商业行为。

我们建议中国在进行国防工业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站在全球视角处理问题成为未来中国国防工业能否真正跃升的关键，体制改革仅仅是中国国防工业能否高速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