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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问题

贫富分化问题

聚焦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稳中走低趋势。1978-1990年,一直稳定在62%以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低走,从1991年的61.8%下降到了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是下降态势。1978-199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50%上下。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预计2006年居民消费率将呈进一步下降态势。

来自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消费率仅为38.2%,是1978年以来最低水平。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为62.1%,1981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曾达到67.5%。

2002年中国消费率已降到经济改革以来的最低点为58%,2005年消费率进一步下降到38.2%。多年来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扩大内需和拉动消费,但收效甚微,消费对经济拉动的能力仍然偏低,近年来中国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

在统计消费率时,通常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种,统计数字显示,在2002-2005年消费率下降到最低点的状况下,政府消费率是上升的,居民消费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最终使用分为两大类,一方面用于投资,另一方面是用于居民消费。投资解决经济体的发展问题,消费用于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值得深思。中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对未来生活保障信心不足,重储蓄,轻消费,成为消费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部分学者认为,消费率持续降低的根源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减弱。消费率持续偏低反映出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发展出现问题,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城市倾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没有。农民要承担的支出重,削弱了消费能力。同时数据显示,近20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同样持续下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投资的目的是创造财富,满足消费需要。消费率持续偏低,产品卖不出去,造成产品过剩,产能过剩,为此企业将重心向出口转移,而在承接国际出口业务的过程中,低价格成为中国企业竞争的唯一工具,居民收入的增长进入无法随经济发展而增长的结构性怪圈中,因此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在于经济如何理性健康地增长。从最基本的层面分析,供过于求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发展的关键,商品的供过于求造成产能过剩,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进而制约居民收入的增长。加快建立全社会人员参加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完善的保障体系需要拥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基础。以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这一过程需要大约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完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平衡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竞争非常关键。有关调查显示,已经有许多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产生了担忧。例如同种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商品,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格低于中国市场的零售价格,这其中产品出厂成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是居民收入水平低,商品价格高;而在美国居民收入水平高,商品价格低。制约消费和推动消费的两种影响力直接反映到经济数据上。最终分配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比重急剧下降,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比重急剧下降是当前中国最终消费率快速下降、资本形成率大幅上升的最关键因素。

数据显示,近几年居民最终消费率出现了大幅下降,急剧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在居民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平稳的情况下,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出现大幅下降。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进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比重减小,相反其他部门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其所得收入比重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制度外收入大幅增加。

而对于与居民收入直接发生关系的企业收入增长而言,分为国有垄断性企业收入持续增长,对应的是这些企业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与国民经济增速保持平衡。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使用者的私营企业为平衡综合竞争使企业得以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员工收入。同时近年个体经营者在持续下降,中国创业环境的急剧恶化进一步降低居民提升收入的机会。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社会和谐基础。初次分配主要解决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初次分配中出现不公平性,进而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持续恶化。近几年中国居民最终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势头,并且下降幅度更大。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的税赋体系的不合理,财税制度和财政体制相互扭曲,直接造成税赋的不合理,而且从目前最新的全球各国税赋痛苦指数的排名上看,中国高居前列。

现阶段,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出现较大的不公平性,且这种不公平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剧。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的态势异常明显。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制度外收入急剧膨胀,而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利润总额增速要大大高于GDP名义增速,同时扭曲了中国市场结构。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已经超过合理值的上限。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中国经济走到了人均GDP收入突破了1000美元的这道关口,但最终分配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急剧下降,提高居民消费率和改善居民收入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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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居民消费问题凸现结构性问题

来自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持续下降的消费率中,居民消费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多年来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扩大内需和拉动消费,但收效甚微,消费对经济拉动的能力仍然偏低,居民消费率已降到25年以来的最低点。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值得深思。中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对未来生活保障信心不足,重储蓄,轻消费,成为消费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消费率持续降低的根源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减弱。消费率持续偏低反映出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发展出现问题,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城市倾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没有。农民要承担的支出过重,从而削弱消费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平衡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竞争非常关键。有关调查显示,已经有许多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产生担忧。统计数字显示,在近年居民消费率下降到最低点的状况下,政府消费率是上升的。解决目前中国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税赋体系的改革。

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最终使用分为两大类,一方面用于投资,另一方面是用于居民消费。投资解决经济体的发展问题,消费用于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近年来中国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

中国政府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能源问题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中国资源拥有量不容乐观,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人均煤炭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

2020年以后,国内石油产量将逐渐下降。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较低。与此同时,中国能源消费量巨大,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进入新的结构升级阶段,住房面积增大、家电和轿车拥有水平提高,使人均能源消耗增长。在全球新一轮产业布局中,中国正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世界加工制造基地,一些高耗能制造业正向中国转移。

中国是对能源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终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美国仅为7%。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中国8个主要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

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大量直接燃煤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和农民过度消耗生物质能引起的生态破坏,还有车辆尾气和煤炭开采运输造成的严重污染。从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随着石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不断增加石油进口将是大势所趋。未来20年中国将面临比较严重的能源问题,要实行严格的资源保护制度,开源和节流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手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全社会倡导保护与合理利用能源,并且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应成为能源建设的关键。

中国政府提出有必要限制房地产等固定资产领域的过度投资。中国需尽快实施紧缩政策抑制新增贷款防止货币进一步泛滥。目前中国部分地区的地方工业供给过剩,但从国家的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低效能的增长模式使得许多行业仍有发展空间。

中国目前仍然面临着众多挑战,包括银行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就业机会、扶贫和社会保障改革等。中国必须寻求途径利用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势头,使消费支出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将需要开发利用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经济管理工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进行经济结构性调整,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未来两年中国必须采取可行的方式抑制以房地产为首的投机行为,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中国贫富分化加剧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获得了较快增长。但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差距问题正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将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6:1,同时地区间差距扩大。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职工收入拉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远高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目前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将危害社会的稳定发展。

目前居民财产开始出现集中度增高,居民家庭财产的差距拉大,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首先是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而普通小企业和民众很难得到支持。其次是地区政策不平衡,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本身就拥有地理上的优势,中国政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更多的优惠。为此,地区性贫富分化关键在于政策性引导失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成因,目前中国政府需要尽快从政策上消除政策性不平等的局面,并且给内陆省份更多的支持,平衡区域间的经济落差。

鉴于中国目前依旧是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的局面,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体制内的职工工资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基本保持平均主义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是

体制外的企业和机构收入差距落差比较大。同时政府垄断性行业收入高于普通企业的员工收入,这种收入差距的形成关键在于体制性的分配制度结构性失衡造成的。

改善收入不合理的现象,关键在于建立居民收入分配体系,利用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财税调节政策平衡收入的差距,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扩大税收区间并降低税率,重点是3000-5000元/月以下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这一收入区间基本是中等收入阶层的,税率过高会抑制消费扩张。

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以家庭为单位,无论住房是高档住房,还是普通住房,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免税的住房。例如,两个人结婚前都拥有各自的免税房产,婚后仅能保留一套免税的房产,另一套则需要补缴税款或者出售。对于第二套住房必须征收高额的房地产持有税,以此平衡社会财富。

在中国贫富分化加剧和经济日益开放的今天,税收是平衡社会财富的重要工具,保护每个公民的基本权益,为此中国需要尽快完善税务体系建设。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如何使得公民纳税与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相对应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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