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主持人：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场对话，本场对话的主题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我们有请本场的嘉宾主持人，中国企业家理事张树新理事、以及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红衫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泰德集团董事长陈平，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请各位嘉宾就坐。中国宽带产业的田总应该在休息厅。

张树新：非常感谢在周六的下午来分享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其实就是什么改革中国？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亚布利的时候，几个朋友聊天，当时提到技术改变中国，当时提到今年高峰会的题目，我们说技术创新才能改变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创新，还有人说法律才能改变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后来我们的执行主席任志强灵机一动，说我们就是一个问号，什么改变中国？题目一出，很多人都说好，我们商场的人都踊跃的发言，面对这样的题目所有人都有发言权，我们都知道，20多年来，什么改变了自己，我们也知道，什么改变了中国，所有的答案放在一起就是这个答案，今天这个论坛又回到了创新，创新在一年前是新鲜词，现在是“时髦”不得了的词，其实一个词太“时髦”了是不是有一点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时髦的词汇，我们就是创新型的国家了吗？我们的企业就是创新型的企业了吗？我们的组织就是创新型的组织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环境真的适合创新成长吗？我想在上一场慷慨激昂的梦中醒来了？我们要谈谈创新面临的问题，创新可能面临的挑战、创新带来的失败、破坏，这里有很多资深的企业家，无论是从事投资业还是做企业的，他们都有很多的体会，我想请王维嘉开一个头，我们两个讨论过创新，他有很好的观点。

·王维嘉：对亚洲来讲，创新对统治者是非常大的挑战

王维嘉：我觉得创新在中国，特别是在这种有长期传统的国家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如果大家注意到过的话，其实在中国的文化基点里你找不到这个词，甚至连进步都没有，我们总是往后面看，要看祖宗，你在看周朝觉得周文王的是最好的，到宋朝觉得唐朝最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近代包括100年历史上，很少有人纯粹靠技术创新发财，像瓦特，瓦特在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最后他把他发明卖出去了。不要说过去100年，改革开放20年都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产权法、物权法和知识产权，如果从文化上探讨，实际上中国这种文化是鼓励和趋同的，鼓励不去做特立独行的，所以在中国这种宽容性很差。

我记得20年前我出国的时候，当时申请一个签证，美国大使馆介绍，什么能够代表美国？是富裕、是浪漫、是强大？都不是，代表美国的两个字是“多元”，美国是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也有多元的宗教。到了美国之后，我的体会非常的深，比如说我女儿在美国上学，每次开家长会最关心的就是小孩在班上、在学校成绩是第几，我们拐弯抹角的问这个问题，老师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他绝对不会给孩子排一个名来，他不会认为“一元”价值观的，他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就想我上学的时候，也许今天好很多，当时谁要学习好，老师就天天表扬，大家要向王维嘉学习，你看他学习多么好，或者是你看这个孩子多么的笨蛋。这个孩子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企业家、但是当老师用“一元”的价值比的话，这个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就彻底的摧毁了，当一个人的自尊和自信彻底被摧毁之后，他这辈子什么都做不成。所以从小的教育差别在应试教育强大的压力下，学习还是最主流的价值观，这样的“一元”会使社会出现很多的热点和趋同，当年杨振宁教授教导我们学理工，拿奖金。

今天大家都学金融、学商业，要赚钱，所以永远是一元的价值观统治这个世界。另外对亚洲来讲，创新其实对统治者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要鼓励创新就必须容忍骗子、必须容忍疯子，因为深刻的东西都是正态的分布，就像我们过去说，不左不右在毛主席周围才是对的。所以创新和和谐是一样的，创新是打破平衡，所以在亚洲国家挑战最大的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当GDP到一定程度的，只有创新对他来讲是极大的挑战，因为他最好的人才都想加入公务员，创业的人很少，政府想了很多的办法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新加坡现在都解决不了这个事情。做得最好的是韩国，大家看看韩国的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此繁荣的话，它的科学也一定会繁荣，所以他会出现三星这样的企业、像SK这样的企业，它在电信上超过了索尼、超过了美国的运营商，所有的好的游戏都是韩国人做的，所以我觉得开放是创新的先决条件。

我看王维嘉在讲的时候，陈东升一直在摇摇头，咱们是不是请陈东升同志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