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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中国企业史》:1978:中国,回来了

2006-08-25 09:34:09 来源: 《案例。》  网友评论 0 进入论坛

【商业历史】

《中国企业史》独家连载之一

吴晓波:财经作家,《案例。》主编。著有《被夸大的使命》、《大败局》、《非常营销》等。

1978:中国,回来了

柳传志读报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渡过。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前后,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象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男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

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他被官方和民间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号似乎寓示中国变革是一场有图纸、有操作程序的工程,但历史却好象并不如此,至少在企业史上并不如此。我们日后便可以发现,中国企业的成长演进和变革逻辑是经济要素不断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客观的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惊人的坚忍力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他只抽上海卷烟厂生产的这个焦油含量很低的品牌烟,直到今天,熊猫烟还是中国售价最贵的香烟),当他作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国家主席。

10月22日,在国内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

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一言不发地走过一条长长的生产线,到了尽头他说,“我发现了,人家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公司的几十倍。我知道了,这就叫现代化。”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八十三岁的松下幸之助。

据《读卖新闻》的报道,邓小平参观松下电器展览室时,讲解员把一盘烧麦用微波炉加热后,请邓小平观看,谁都没有想到,邓拿起一个烧麦看了一下放到嘴里,令人们大吃一惊。他边吃边说:味道不错,微波炉很好。这一幕事先谁都没有想到。邓小平对松下的此次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另一个细节: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些细节,在1978年的新闻报道中被淹没,人们只关注和称颂邓小平出访的种种政治意义,却没有发现他其实已经在为中国日后的经济制度改革汲取经验。邓小平是一个深思而行慎的人,当他提出某一个主张的时候,便表明他已经对此深思熟虑。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可见邓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1978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时代》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

高考了

邓小平当上政协主席后,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十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2万元创办一家叫做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科学大会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显加快了。4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学等,很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

(1)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的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最首要的前提。从这里,后来的人们可以发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六年后创办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份”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二十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大量彼此,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已经40岁,名叫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最小的有两个18岁的,一个是刚刚到海南五指山下乡就参加高考的黄宏生,还有一个是从惠州考上来的李东生,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陈伟荣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有少照顾他的学弟们,黄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脚拇指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象段永基和李东生们那么的幸运。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他是一个苦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就从乡下被卖到了城里,据说仅值50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3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那一年,养父去世了,牛根生抹干眼泪,接过牛鞭继续养牛。五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6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在温州,十三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对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继续为客人补好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六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二十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镇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品商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启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消毒库是为返程的空车匹检疫清洗的工程。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公里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经常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140年前的机器

1978年的中国企业是一付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

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是,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原钢30万吨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50年代之前的,其中竟有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气式轧钢机还在使用。那位记者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读卖新闻》的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对中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6月,他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到,“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象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他还观察到,长期的政治斗争,学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国工厂的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他举例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平均年龄是56岁。

在经历了这一些观察之后,松永预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评中,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度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造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中国正在采取的办法则是,“在再度复职的共产党副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松永试图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察,“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去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它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的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决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进来的李嘉诚和出去的荣智健

在这一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出现了一个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十一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他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再过二十年,他将在距离天安门一公里远的地方盖起一个庞大的、超现代的东方广场。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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