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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最后一个资本家

2006-08-17 18:18:19 来源: 《华人首富》  网友评论 0 进入论坛
  •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 荣智健


[首富档案]

国别:中国大陆

籍贯:江苏无锡

出生年月:1942年

行业:基础建设、投资、交通业等

财富状况:2004年以14.9亿美元资产列《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第1位。

家庭:有两儿一女

在中国,没有哪个家族像荣家这样荣耀集身,而在荣家历史上的无数耀眼的名字里——中国纺织大王、面粉大王荣德生、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智宽、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荣智美——又没有一个人像荣智健这样,拥有如此绚目的财富光芒。

可以说,在荣家五代近200年的历史中,荣智健达到的是财富领域的最高点,在他之前,没有先人,在他之后,也很有可能没有来者。

1978年,荣智健只身到香港,获得父亲留在香港的股本金100余万元港币,与堂兄弟二人创办爱卡电子公司;

1982年,荣智健出售公司爱卡,获得750万美元,4年资产增长56倍,一举成名;

1984年,荣智健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总投资120万美元,创办仅一年,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合并上市,股价上涨50余倍;之后,荣智健果断套现,直接获得4800万美元,折合港币3亿7千4百万。

1986年之后,荣智健投身香港中信,先后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泰富,到最后靠2亿4千万收购77亿巨资的恒昌,财技必露;

1996年,中信香港将3.3亿中信泰富股份,以33元每股的价格出售给荣智健等65位管理层成员,涉及资金109亿元,荣智健一人购得2.91亿股,一夜之间财富上升至177亿;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拥有18.9%的中信泰富的股票股价升至53元,荣智健身价贵为200亿元,折合美元23.5亿,1998年6月,跌至13元2角的低点,荣智健财富大为缩水;

1998年,荣智健以80亿港币个人身价荣登香港第八财阀;

2002年,荣智健以8.5亿美元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位;

2003年,荣智健又以9.34亿美元,居于丁磊之后,位居《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第二位;

2004年,荣智健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身价14.9亿美元;

2005年,荣智健以16.4亿美元的身价,再次登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现在,几乎所有的华人都知道这个人——他是中国最具成长性和实业性的富豪,他在香港和大陆两地拥有所有企业家中最大的影响力,他豪富低调,但又坦白。

在中国的所有富豪里,只有荣智健曾经对媒体说,我是一个资本家。另外,几乎在不被媒体所关注的情况下,荣智健过着也许是中国大陆最欧洲化的生活。

荣智健,这个中国最后的资本家,这个被认为目前中国最强势的富豪,这个62岁的老人,有太多故事值得记述了。

红色的日子

荣智健一出生就是红色的,即使若干年后荣智健多次靠自己的智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他的这种来自世家的背景始终和他行影不离,并让他显得更为神秘。

荣智健所在的荣氏家族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建立起跨世纪商业王朝的家族,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甚至在1993年当选为中国国家副主席,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居于中国纺织部部长之要位。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注定了,但这样的注定却又和其自身的不懈努力不可分割。

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荣毅仁惟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1949年对于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资本家而言是命运全然改变的,而荣家则不同,作为当时上海最知名的几个资本世家之一,荣毅仁家族享受了这个国家对待资本的最高荣耀。在我国解放初期,实行公私合营成为了改造民族工商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公私合营之后,荣毅仁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而作为资本家家族,荣家多次被毛泽东提起、接见。

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荣智健的成长历程就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他的一系列经历可以被认为是财富世家子弟自我成长的典范。

荣智健的年轻时代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细节。

第一是青年时代的好客和运动才能。

荣智健的大气做派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据说是一辆红色皮座的Singer敞蓬英国跑车——在当时的上海变成了一种风景。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这和若干年后,他在香港和李嘉诚、郭鹤年们成为球友如出一辙。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

“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在荣智健的回忆里,他的大学生活豪气而好客。

据荣智健字回忆,在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而把大量时间花在运动上。

“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荣智健说。体育最终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它东西所能取代的。

早年家族的优越性并没有让荣智健成为一个只会享受锦衣玉食的公子爷,他的很多做法很早就注定了他未来走向。

第二是和所有荣家人不同的下放经历。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当时荣毅仁已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以其家庭的背景,无论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工作,荣智健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决定到基层去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

荣智健和这个时代的其它年轻人一样,以满腔的热情到了吉林长白山水电站实习。在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荣智健从实习技术员干起,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于国家建设。但在水电站干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荣毅仁成为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政治斗争的无情使荣智健也受到了牵连,他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工作,进行劳动教育,荣智健回忆说,赶往四川,他连续做了5天5夜的火车,而等待他的却是更严酷的环境。

“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七十五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份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对于在四川的6年工作经历,荣智健说。而在荣智健背氧气瓶上山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贵为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则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

1972年,荣智健回北京,并加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救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 (海归论

多年以后,荣智健并没有可以抹杀这段回忆,他回忆认为,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和他所看到的现实,培养了他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

第三是只身前往香港发展。

1972年,回到北京的荣智健已经40岁了。这一年,在中国最大的事情是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并且在联合国恢复了席位。

8年的在外的荣智健相对平静地进入了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

1978年,转机出现了。这一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荣毅仁被委任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伴随着父亲命运的转机,当年6月,时年已36岁的荣智健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来到香港,得以与在香港的荣氏后人会合。

他的堂兄即荣宗敬的后人荣智谦和荣智鑫早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到香港定居,荣智健到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办一个电子厂。看到这个阔别多年的兄弟,荣智谦和荣智鑫邀请他一起来做这个厂。

荣智谦和荣智鑫已经在港多年,已经积累的一定的财富,而只身前来的荣智健身无分文,如何办?

荣智健不得不向父亲求助。荣毅仁父亲在当地的一些纱厂均占有一定的原始股份,而且在解放后,这些股份荣家一直没有动过,荣毅仁让儿子与这些纱厂股东联系,这些原始的股份——大约100万港币——成为了荣智健的创业资金。

荣智健加入他们的行列,三兄弟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电子厂建立起来了,厂名叫爱卡,英文名ELCAP。

最初,爱卡电子主要生产一些电容器、电子表和电子玩具,依靠荣智健多年对大陆市场的熟悉和拥有的关系,爱卡生产的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大陆,由于当时极少见到这些产品,销售形式非常好。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荣智健判断电子产品的未来市场容量和利润均比较小,决定转向。爱卡开始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这一系列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的推出立即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面临扩产,荣智健提出不分红,并把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到工厂,另外再追加总资本的1/3,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总资本投入几乎占据了总股本的2/3。

在荣智健的精心经营下,爱卡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在欧美的同类生产厂家中都小有名气。在局面非常好的情况下,荣智健却看到了危机,他认为香港市场本身的资源无法支撑电子产业,特别是电脑产业的发展,他决定出卖爱卡,进行套现。

爱卡要出售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欧美厂商的到来,最终,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获得了爱卡电子厂,约有2/3股份的荣智健独得750万美元,与当年投入的100万港币相比,获利近56倍。

差不多用了3年时间,40岁的荣智健就在香港找到了振兴荣氏家族的第一笔资金。

从香港到美国:荣氏真正的第一桶金

在荣智健的回忆,出售爱卡并不是他早年最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八二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很多年后,荣智健对一家媒体说。

1982年,在出售爱卡之后,荣智健回到了北京。此时的荣毅仁正在北京大展拳脚,由他组织的北京首个涉外楼盘“国际大厦”正开始兴建。

没有多久,荣智健就离开了父亲前往美国——做爱卡的时候,荣智健就认为未来的市场在美国,因为那里聚集着全球最优秀的电脑专家,而他判断一个属于电脑的大时代即将来临。

到美国后,荣氏家族的人脉关系又帮了他的忙。他找到了当时在王安公司任副总裁的五姑父的女儿唐芙生。

在唐芙生的介绍下,荣智健认识了当时微软工作的两位博士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两位一流的电脑专家很快成为了荣智健的朋友。在一次闲聊中,荣智健听他们说起了CAD技术。CAD是英文COMPUTER AIDED DESIGN的缩写,是一种依托电脑的多维绘图技术。两位博士告诉荣智健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目前的发展前景很好。在他们的一番解释后,荣智健断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多年创办爱卡一样,荣智健提出由三人组建一个CAD技术公司。

在从一些大机构挖来更多的人才后,荣智健和林铭、米歇尔·弗尤尔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公司简称CADI。在资金方面最初投资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投资120万美元,获得了60%的股份。

美国公司创办后不久,CADI就拥有了不少自己的拳头产品,前景一片光明。一年后,因为担心香港电子市场萧条的荣智健怀抱着对香港电脑市场勃兴的期待重新回到了香港——他要在这个发家之地找到新产品的销售渠道。

1983年正是香港电脑的启蒙之年。各种电脑的推介会层出不穷,凭借在当地的良好社会关系,荣智健公司出品CAD技术产品均成为了当年度香港最重要的三次推介会重点推介的产品。

当时美国和亚洲很少有做电脑辅助软件和辅助设备的机构,而多以大型计算机为主,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市场切入点正是很少有生产厂商关注的边缘产品,很快,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CAD等技术产品均抢占了先机。盈利能力大幅提高,各种产品的销售更是进一步走强。

和爱卡一样,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很快引起了其他厂商的关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再度出现。这次提出要参股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是一个叫蒙特的美国人,他是当时美国一家电脑硬件设计公司的总裁。

在几次交流后,蒙特提出了帮助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扩大规模的设想,而扩大的股份由蒙特的公司来接手。

谈判很快完成,蒙特·加菲克斯公司收购了自动设计公司28%的股份,加州自动公司不仅扩大生产规模还获得一位在美国IT界具备一定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

半年后的一次谈判则完全出乎了蒙特的预料。

在加州自动公司合作的基础上,荣智健提出了把两家公司合并上市的构想,这一大胆构想的提出,让蒙特大吃一惊——毕竟,当时两家公司的市场不尽相同,而且他的公司规模远远大于自动设计公司。

不过,最终的利益决定了一切,荣智健告诉蒙特,在公司合并后,双方可以考虑上市,而一旦上市,双方公司的股价都可以几十倍的上升。

1984年,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和蒙特·加菲克斯公司完成合并,在蒙特的帮助下,合并后的公司在美国成功上市,并且成为了当时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票一上市,认购疯狂,没有多久,和荣智健当初的判断一样,股价果然翻了40多倍。

荣智健注定是一个市场嗅觉敏感的商人。

“在美国的2年时间里,我感觉到了这里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公司,并不适合长期经营。”荣智健说。

1984年年底,在经过几次协商后,荣智健出售了自己在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全部股份,作为原始股的1美元/股的价值在出售日时已经升值到40美元/股,也就是说,当初荣智健投入的120万美元,经过2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了4800万美元,折算为港币3.74亿元。一个2年增值40倍的奇迹再度上演。

对于这次出售,荣智健还是显得淡定自若。

“最初的投资,包括贷款在内,大约是200多万美元,我个人占60%。这公司一直在盈利;到了1982年底,被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硬件的公司收购了28%,翌年合并上市、成为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备厂商。原来的200多万美元投资一下子便增值了40倍。”有一次他对媒体说。

出售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的股票后,荣智健开始寻找新的投资市场。香港一直是他牵扯不断的城市,在一番评估后,他决定返回香港。

这个时候,他的财富可以估算的有如下两笔,第一笔是出售爱卡得到的5600多万港元,第二笔是出售加州公司时获得的4800万美金,由此可知,他当时的财产已由数百万上升到四亿三千万港元。

用了不到7年时间,以100万港币起家的荣智健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累积。

荣氏财技

真正让荣智健获得巨大声誉和完成暴富的是他成为中信总经理期间的一系列收购。

中信全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79年,荣毅仁向中央建议成立一家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主要的作用是“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集中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邓小平对于该提议非常赞同,在他的支持下,当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63岁的荣毅仁担任董事长。1985年,荣毅仁决定投资香港,为了便于在香港开展业务,香港中信公司正式成立。

香港中信成立之时,荣智健已经返回香港并开始投资当地的房地产,经历了二次石油危机后,香港的房地产开始重新焕发生机,荣智健在香港的地产投资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收益。

中信在香港的起步却显得艰难,由于对香港市场的陌生,尽管拥有中国政府的背景,香港中信的业务发展缓慢,而且和总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1985年11月,香港楼市迅速进入了一个相对低潮期,而在此时,荣智健加盟中信的消息开始传出来,但荣智健一再否认。

1986年年初,经过多次权衡的荣智健提出了2个加盟中信的条件,第一是公司的用人制度由他定,第二是要赋予他相当的权利。北京中信答应了他的要求,荣智健正式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其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在香港中信的平台上,荣智健显现了其出色的商业才能。

荣智健在香港中信的第一次成功投资是收购国泰航空。

1987年香港进入了物流业低潮期,荣智健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把目光投向了盈利丰厚的老牌英资企业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在香港几乎家喻户晓,其成立于1946年,有客运和货运的航空线路,主要航线在东南亚一带,到80年代,国泰已经拥有航线40条,大型飞机40多架,成为了香港最大的上市航空公司之一。

荣智健认为香港要稳定繁荣,离不开航空业,而在香港要运输货品,除了办船就是飞机。但荣智健的收购计划并没有打动当时任香港中信的董事局,董事局认为香港拥有37家航空公司,竞争激烈,风险太大。

无奈荣智健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他连夜飞往北京,面见父亲。

把差不多准备了6个月的收购报告提交给父亲,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荣毅仁同意了儿子的这个收购想法,他提出把收购报告交予国务院和中信公司审批。在他的支持下,荣智健的这一收购计划仅仅用了5天时间就获得了国务院的审批,并顺利通过,为了完成收购,有关部门专门借款8个亿给香港中信。

1987年,加入中信仅一年的荣智健完成了加盟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收购,香港中信以19.36亿港币收购了国泰12.5%的股份,香港中信也成为了国泰的第二大股东。

香港航空业的持续繁荣证明了荣智健的判断,国泰也成为了香港中信大规模投资的第一个成功的案例。1990年,中信香港又入主了另外一家香港航空公司港龙,成了港龙的第一大股东,从而结束了两家航空公司长大6年的争斗。收购港龙之后,荣智健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泰,国泰占大股。港龙的业务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大陆航线,让给港龙。这样,港龙成了国泰的子公司,而在资源整合后,国泰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国泰的收购成功一举奠定了荣智健在香港中信的位置,而后的香港电讯之战则进一步稳固了荣智健在香港中信的地位。

1989年香港股市大跌,大批投资者开始套现,一些上市公司也开始外迁,在这股风潮中,荣智健知道一个收购的好机会出现了。当时一些无法外迁,又由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成为了荣智健的目标,香港电讯就是这样的企业。

香港电讯的最大股东是英国大东电报局。1981年英国大东电报局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大东电报局,接管香港对外电讯,并使用香港电话公司的本地网络进行运营;1983年,大东电报局收购香港电话公司的全部股份,1986年香港大东在港上市,第二年又与香港电话公司正式合并,更名为香港电讯有限公司,从而成为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市值达650亿港币。香港电讯上市后,由于基本上以本地电信业务运营为主,加上主要的小股东均为香港本地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是香港本地色彩最浓的公众公司。1989年大量公司外迁中,香港电讯的大股东们却因为业务上的束缚而毫无脱身的办法,特别是大东电报局更是又急又慌,不得已,大东的部分股东对外宣布将出卖部分香港电讯的股份。

荣智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对于香港未来充满信心的荣智健马上召开董事会会议,他分析认为现在股价大跌,正是大量吸纳的好机会,而大东电报局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次收购建议,很快得到了通过。第二天荣智健就坐到了大东电报局的股东们面前。

荣智健无疑就是香港电讯的股东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

“他的特殊背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当时比较动荡的时候,又要为97考虑,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和中信合作,出售股份给他们,才可能共同度过难关。”当时参与会议的一个香港电讯的董事表示。

香港电讯同意了出售,甚至还给荣智健送去了书面通知。

但中信的钱从那里来?收购香港电信20%的股份大约要100亿港币,而中信当时只有数十个亿。“当时自身内部有20亿港币,差额两手来解决,一方面发行10亿港币5年期香港电讯认股权证和2.24亿美元的零息债券,另外一方面向银行贷款54个亿。”荣智健对那些股东们说。

大规模的融资开始了,荣智健的勇气在这次借款过程中显露无疑,由于当时参与借款的10多家银行没有一家是中资的,中国银行也不为这次融资担保,香港中信必须付出比较高的贷款利息,但荣智健对于收益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最终完成了贷款,并且以每股4.55元的价格,以103亿获得了香港电讯的20%股份。

这是一次成功的、在当时香港交易历史上最大额的收购行动,而到了1990年,英国著名财经杂志《世界金融》根据收益将此次收购评为当年度世界最佳融资项目,中信几乎没有动用自身资本就成为了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并且一举进入了香港电讯产业。

在这之后,荣智健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的收购活动。到1990年,香港中信已经拥有了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香港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亚洲卫星公司33%、和记传讯2%、百富勤9%,嘉华银行74%的股权,另外中信又开始反哺大陆,投资4亿美元在大陆兴建发电厂。这些资产加在一起,香港中信的总资产已经接近200亿港币。

不断的收购让香港中信实力大增,但多次收购而产生的借贷压力也越来越大,和父辈一样,荣智健深谙先借后还之财技。1990年之后,荣智健开始考虑缓解债务压力,实现中信稳健发展的办法。

让中信上市成为了荣智健的第一选择,但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运作呢?当时的港府在会计制度、监管制度和公司法上对中资机构都有严格的要求,并且有非常繁复的手续,耗时极长,直接上市的困难很大。

荣智健想到了借壳上市的办法。他找到了李嘉诚,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而中信则拥有其控股公司和记电讯的股份,作为荣智健到香港发展后最早的高尔夫球友,李嘉诚十分欣赏荣智健,对于他的这个想法,表示支持

借壳上市是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根据正式手续在交易所申请上市。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

荣智健在股市多次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泰富市值7.25亿元,是当时股市的“蚊型股”。泰富发展前身是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发展。几经改组,控股权落入毛纺巨子曹光彪的手中,1988年8月,曹氏拥有泰富发展50.7%控制性股权。泰富经营地产及投资,状况良好。曹光彪的大项目是港龙航空,与太古洋行的国泰航空展开激烈空中争霸战。曹氏不敌对手,财力枯竭,焦头烂额。

听说曹光彪要出售泰富发展,荣智健当然喜上眉头。

他判断认为,泰富虽然暂时出现困难,但有一个健全的运营体制和合理的经营模式,丰富的管理经验,只要注入资金和优质题材,一定能够重振旗鼓。

为了完成收购,他找到了自己拥有股份的百富勤——同样是李嘉诚手下得力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上市公司——作为收购代表和财务顾问。

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

被人称道的是这次收购中信并不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因此,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1990年6月,荣智健把中信名下的12.5%国泰航空股份,作价28亿余港元,悉数注入中信泰富,接着又将20%的澳门电讯作价2.5亿港元,注了进去。中信泰富成为了香港股市上首屈一指的红筹股。

在中信借壳上市后仅一年,荣智健再次入市,他携李嘉诚等收购恒昌行成为了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收购战之一,直追李嘉诚收购和黄之战。

恒昌行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3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一场围绕恒昌行的收购战却在诸多香港大亨之间展开了。

时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家族、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当时的荣智健非常看好恒昌行,但他和李嘉诚却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公司出师不利,备贻的3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但对于这样的分拆,恒昌行的大股东却并不满意,甚至不准备出售下属资产。

消息一传出,荣智健即开始行动,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 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3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 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元/股——高出备贻82元——的价格收购恒昌行,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本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用以收购未有的恒昌64%股权。发行新股份后,恒昌股值大减,中信泰富基本完成收购资产值70多亿港元的恒昌企业的计划,而所用资金净额才40亿港元。恒昌成为香港中信的合资附属公司后,通过中信进军内地市场,主要从事汽车的贸易、维修、零件供应和食品零售。

之后,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恒昌的股票,拥有19%恒昌的李嘉诚很爽快接受荣智健的收购条件,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郭鹤年同样将自己的股份出售给了荣智健,在他们的带动下,包括郑裕彤、百富勤在内的几大股份持有人都选择了出售股份给荣智健。至此,荣智健才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有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中信的市值高达100亿港币。

后来有人分析这次著名的收购战认为,认为荣智健之成功主要有如下3点:l、战略意图明显。荣智健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是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并在多个产业进行渗透发展,不断扩大自身的实力;2、抓住收购的最佳时机。收购恒昌时,正是备贻收购恒昌失败之时。所以一旦选准收购对象之后,收购的时机掌握成为关键。3、强强联合,增强收购实力。荣智健在收购时经常会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在收购恒昌时,就有林秀峰兄弟的竞争。在这个时候,荣智健均倚靠香港的几位大富家帮助。与他们联合极大增强其竞购能力。这无疑又是以小做大的典型例子。

此后的荣智健完全成为了香港呼风唤雨的新财阀。

1993年3月,中信泰富与太古地产联手,以成交价28.5亿港元投得一块贵重商业地,计划建120万平方米商业中心,另有停车位达400个的停车场,于1997年落成。同期,中信泰富市值猛增至461亿,比1990年收购泰富时10亿港币的市值相比增长46倍。

1994年2月,中信泰富又以34亿港元现金及1.5亿港元额外款项,购入香港兴业国际集团的愉景湾物业发展及有关业务的50%权益。

1996年12月,北京中信同意以25%的折让价,即每股33元,配售3亿3千万股中信泰富,给以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亿9千1百万由荣智健独得,荣的持股上升至18%(3亿8千万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一直为北京中信),个人财富上升至177亿。

之后因为香港中信和北京中信分家,亚洲金融风暴等原因,泰富股价一度下跌,到1998年6月,跌至13元2角的低点,中信抵押在银行的股票遭“斩仓”,他授予第三者的场外认股期权也不断遭人行使,荣智健财政不稳的传闻四起。关键时刻,北京中信出手,动用19亿现金扫货令股价回升三成才使他度过难关。

在这3年里,中信的股票最低时跌落至8.85元,荣智健却在股价狂跌后依旧进行增持,到1999年,荣智健个人持有的中信泰富股票已经达18.75%。

同年8月,荣智健的增持迎来了好消息,香港英资财团中华电力回购中信所持有的中电股份15%,中信泰富获得227亿现金,随即中信将其中的1/3作为中期股息进行派发,荣智健增持的股票获得现金8.076亿,个人财富又添8亿。

随着香港股市的逐步回升,荣智健的个人财富在1997年的最高点开始回落又重新回到了上升的曲线。

2001年,中信泰富销售收入达到22亿美元,纳税3850万美元,集团有员工12000名,荣智健高达7.8亿美元。

2002年,荣智健开始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富投到中国大陆,投资了大量基础建设,包括包括在上海和香港的隧道、桥梁建设;还有发电站、航空以及电信、房地产、钢铁等。他的个人财富达到了8.5亿美元。

2003年,荣智健个人财富70亿人民币,最大的事件是在无锡投资53.6亿元,建设一个水电站以及一项环境整治工程;并将其中信旗下的泰富兴澄钢铁分拆并于国内上市;另外,他还出售其在上海所有基础建设的股份,变现65亿元。

2004年11月4日,荣智健黄袍加身,在《福布斯》公布的“2004中国富豪榜”上,荣智健家族以控股中信泰富14.9亿美元荣登榜首。

2005年11月3日,《福布斯》将16.44亿美元的身价标签标在荣智健身上,使他再度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

最欧洲的中国人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荣氏家族,而这个评价目前依旧在荣智健和他的家族上延续。

17岁开英国跑车的荣智健说自己是个资本家,而事实上,他身上的很多特质表明,他也许是中国大陆最欧洲化的人。

他应该是中国大陆去香港发展的人中最早成为李嘉诚球友的人;

他也应该是大陆百富中唯一一个玩过棒球,甚至差点成为职业棒球手的富豪;

他还应该是国内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的庄园享受生活的中国人。

一贯豪华的荣智健,除了豪华大屋、游艇及养马外,连飞机及森林都拥有。针对某些人非议他挥金如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荣智健不以为然。

“我根本不在乎!由他们讲吧。我喜欢住舒适房子,喜欢音乐、高级音响、汽车、船、钓鱼,还收集古董和字画。在我自己条件许可范围下,哪有什么不对?我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出身嘛!”他说。

“这恐怕和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历史最悠久的财富家族一分子有关,家族的传统使他能够对财富有一个相对理性的态度。不至于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像下水道的井盖似的,没有窟窿就不去堵。”对他的财富态度,有财经评论员认为。

关于财富,荣智健同样泰然,对于个人在中信公司中私人持有的股份,荣智健说:“我已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从2.5亿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港元,我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翻一番,翻几番呢?”

作为中国最强势的资本运作者,荣智健似乎还会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巅峰。

(周荣桥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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