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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发展董事长纽曼以美国法律为由，让A股的股东放弃对价要求，尽快通过股改方案，以便实现未来的利益，引起市场人士的愤怒。纽曼如此敢言，是因为他笃信美国法律和中国法律在市场化方面有落差，他是美国人，当然是市场化代言人。
客观地说，这样的想法不足为奇，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将200多年都用到了市场的发展和规范上。我们的证券、银行、市场竞争各方面的法律，无不打上了浓重的美国烙印。
但我们仍然无法认同纽曼的言论，因为纽曼堂皇的言论之下掩盖的不过是利益的博弈，这让他无法成为市场的道德化身。西方的投资家大多希望能到中国担当市场代言，因为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转移到了中国。
此类事例越来越多，倒是说明了一点，中国再不培育民间的市场主体，市场空白迟早会被国际经济势力所取代———从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者，到房地产商与国外的投资基金捆绑而行，以至于机械制造、水泥等各个行业，都有海外投资者的身影。虽然政府在参股比例等方面加以限制，却被WTO规定的各行业的保护期大限一一击破。
是谁为海外资金打开了市场的大门？答曰，是政府对民资的限制政策和国企改制的迟延。政府的本意是尽快形成现代企业，但效果却是抑制国内民间投资，让大而全的国企充斥各个行业，尤其在资源领域。
可叹的是，每一轮调控，差不多都是该行业民企的灭顶之灾，这在钢铁行业、电力市场表现得格外明显。于是，民资大多成为四处游走的投机资金，或者戴上红顶有恃无恐与政策作对，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抑制、兼并民企的决心。
不管国企拿出的盈利数据多么漂亮，有两点无法遮掩：第一，国企盈利主要靠行政垄断，以破坏公平竞争为代价；第二，与第一条相对应，多数国企效益不高，去年央企6000多亿的盈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就占去一半。大大小小的国企盈利状况如何可想而知。
亏损国企的改制成本摊到了每个国民头上，财政部已为此付出高额成本，前两年财政部核销了4000多亿元的国企坏账，而2005年又产生了1026亿元亏损。这还仅只是社会总体成本的一小部分。多数国企效益不高，而民企又受制于过高的门槛无法进入，市场又不会出现真空，除了外资还能有谁能充当填充者呢？
一些部门的如意算盘是，引入外资企业与国企并肩作战，在互相学习中使国企成为现代企业。如此天真的、不记取教训的想法着实令人吃惊，外资是活雷锋吗？在水泥、肉类制品等行业，外资早已从容布局，这些行业一旦放开，中国民企即便想进入，面临的也是起点与机会不同的、泰山压顶般的竞争压力。最坏的局面恐怕是，国企与外资携手，打败中国本土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事实上，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民企的数量近几年处于不断减少的过程中。这时引入外资打压民资是短视的饮鸩止渴行为。
没有民间经济的生长环境，消费意愿在住房等压力下受到抑制，政府在巨额烂账等财政压力下，往往实行高税低息等藏富于国的政策———两下一挤压，这块土壤的中产阶层之花就无法鲜艳。到现在，中国各阶层结构还是一个丁字型。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须由中产阶层来支撑，而中产阶层必须通过公平的商业氛围与创业环境来培养，权势资本只能荼毒他们的钱财与意识。如果一个社会有无数的游资，却迟迟无法产生相应的中产阶层，离伪市场化曝光的那天大概不会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