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缥缈

2005年最为可笑的事，是从“改革年”，最终演变成为“改革困惑年”、“改革争议年”、“改革反思年”，全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对于改革是是非非的争论，迄今仍然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

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推进改革、反思改革、完善改革，已经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那么，改革的问题出在哪里？

对于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但是，27年的中国改革的确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我们今后是否还需要以权力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本身，从来都离不开体制的支持，离不开体制的推动，从“过河”的那天开始，它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专业人士，大家必须懂得，所有“市场化改革”，都将以“私有化”或“澄清权利”为必然结果。区别在于，处置私人财产，可以“排斥”第三方的意见，但在处置国有资产的时候，却不能“排斥”公众的知情权。事实上，在没有明确公私界线的情况下，市场什么都不是；“化公为私”或者“化私为公”，都无法释放出新的生产力。

当然，改革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但也不可掉以轻心。改革真实的过程，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与描述。

在这方面，我个人相信，股市投资者最有体会——当前正在进行的“股改”，业界一直给其定义为“换肾”，这还是“轻描淡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市场失灵，最经常的表现是信息不对称（譬如二手货市场），以及当前国际上所公认的公共领域，包括环境、医疗、教育、高科技研究等等。对这些问题，政府进行干预通常都是必需的，没有政府干预，“泥菩萨”就过不了河。

有关市场失灵，在西方已有超过50年的研究史，论文、资料、文献汗牛充栋，足可以装满一个大英图书馆。对此，我国无数“致力于改革”的经济学家，是否有所了解呢？从近期的争议来看，我个人感觉比较悲观。

比如，就以现在经常提到的“改革共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疑问。首先，回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难道说有谁指出过“改革必须建立在改革共识”上吗？恐怕不能这样武断。事实上，真正有讨论意义的，在于“不争论”后面的“理性”假设——但恰恰是在这里，改革的不彻底，是因为“选择性”的稀缺，而非“理性”的稀缺，面临着广大社会公众的“不谅解”。

其次，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他人理性。人类的非理性选择，是由人的生物性所决定的，是人类必备的本能之一，无数只知“理性”、同时缺乏报复意志的弱势群体早被淘汰了。比如，如果你的妻子被抢走了你能“理性”吗？就算你理性了，你的这种基因也无法通过正常的遗传路径而延续下去。

可以这样说，有关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价值问题或曰“公平”问题，我们肯定不能背离基本事实，否则，就无须讨论“公平”与否。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由于没有“公平起点”，由此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据统计，当今排名于前50位的中国富豪的资产，已经相当于1亿个中国农民一年纯收入；而排名前100万位富豪的资产，则相当于7亿中国农民的全部身家。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排除最为野蛮的暴力选择，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改革的不完善。

众所周知，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应该鄙视这样的人群：他们无德无能，仅仅依靠自己的血统，却生而尊贵；他们不学无术，“为屋不知椽横檩竖”，“为稼不知稷早黍迟”，却能赢者通吃；他们依靠行政权力达到市场垄断，“吹一个喇叭敲一个锣”，想忽悠谁就忽悠谁，其中包括政府高层与社会公众。

我们天天看着他们。这群带着“原罪”来到世间的“暴富”，他们想当官就可以“当官”，想发财就可以“发财”，想当学者就可以当“学者”，想当主流就可以当“主流”；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颠倒黑白，损公肥私；别人都不“公平”，只有他们自己最“公平”；别人都不“理性”，只有他们自己最“理性”。因为他们已经垄断了足够的社会资源，“房价基本不高，学费基本不贵，医疗基本有保障”。

当改革走到了这般田地，如果不解决改革背后的“利益之手”，不能“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改革啊，你还能有什么希望？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系词》)问题是如何变，如何选择？对此，政府所给出的解释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毕竟，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自由竞争，一个市场有没有吸引力和持续发展空间，关键是这个市场是否拥有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是否拥有一个所有参与者都遵循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