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能否超越中国 "龙象之争"还是"龙象之盟"
本报评论员王 梓主持
中印文化源远流长。两个近邻文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文明复兴，不仅令世人重新对两个文明体侧目，更引起了整个世界对于两国竞争力和战略关系的猜想。
尽管所选政治道路不同，但两个国家在上个世纪中叶确立自己的主权之后，都在历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换，由计划到市场的转换也造就了二者令人瞩目的成绩。
中国的迅速崛起在2004年甚至一度掀起世界媒体的“中国热”，而印度的崛起同样不可小觑。
1991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采取开放和放松管制的路线， 印度开始了法律和金融等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也迅速催生了经济的辉煌成就。农业的丰收和工业的复苏使得印度的年平均GDP 在1992至1997 年间达到了6.7%，1997至2002年为5.5%， 2003- 2004年度第二季度的GDP 增幅达8.4 %，2004-2005年度印度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6.3 %，低于上年度的8.5 %.尽管经济总量和总体经济发展速度尚不能与中国比肩，但其改革的成效和经济发展的质量都不能不令人憧憬其未来的经济成就。各界讨论的焦点也往往在于，相比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完备，印度的“软环境”同样为人称道。
两年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黄亚生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韩泰云（Tarun Khanna）合作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比较由此愈演愈烈。显然，比较龙象之短长、计较二者之胜负，远非争论的要旨所在；回顾历史，借鉴经验，在竞争中求得发展，才是争论的价值所属，对两个国家的自我反观也同样重要。
2005年4月9日-12日温家宝访问印度，12月8日至11日“首届中国—印度经贸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昭示了两国经贸“双引擎”的良好开端。
12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三届展望论坛第四期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孙士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加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峰君三位参与了讨论，作为论坛的主办方之一，会后，本报又对黄亚生进行访谈，加入了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67期。
印度能否超越中国？
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社会有了比较一致的肯定结论。印度现在是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三个增长点同时拉动。
《21世纪》：印度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了整整十年，目前GDP只有中国的一半，这个阶段谁强谁弱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对两国竞争力有如此多的争论？
黄亚生：印度能否超越中国？能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印度在很多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从增长动力上来讲，1980年代，曾经有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突然变快，那时候主要因为农业的增长。印度是热带国家，农业发展非常受气候影响。1990年代，印度有新的增长点，那就是它的服务业。最近这两年又增加了制造业，现在是三个增长点同时拉动。
马加力：关于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主要是因为印度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社会有了比较一致的肯定结论。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两个人口大国，人们自然会比较谁快。近三年来，这个问题引起了普遍关注。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唱响”印度将会超越中国。这个论调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孙士海：最近几年，国际国内对印度发展的前景比较看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改革以后，印度经济的潜力在不断发挥，最近几年，其经济增长率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阶段。自1980年代以来，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后，仍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率。而且比上世纪90年代又有提高。我认为占印度GDP22%的农业在前年出现的负增长对印度整体增长的影响很大。但是服务业占印度GDP50％以上，而这几年的服务业一直是保持着高增长，普遍估计今后印度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保持7％。国际社会看好印度增长的前景，我觉得不完全是政治原因。
软环境与硬设施
印度的私营经济比较成熟，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但基础设施和中国差了20年左右。中国开放的力度和吸引外资的优惠力度也更大。
《21世纪》：印度的“软环境”和中国的“硬设施”为人称道。就实际状况而言，二者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和劣势各在哪里？对经济发展将起什么作用？
黄亚生：有一种看法认为，印度的成就仅仅在软件方面，这个观念非常错误。在制药、汽车零配件、整车的生产方面，有些企业做得相当不错，而且出口不是靠海外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而是自己建立的渠道。这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初期的韩国，但印度还没有达到韩国的程度。中国整个出口的50％都是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在1969、1970年，外资占巴西整个出口的43％左右，跟中国现在的出口结构非常相似。但从这儿也并不能引申出中国会失败，印度会成功。
孙士海：就经济层面来说，印度的私营经济比较成熟。印度独立以前，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比较发达，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独立以后，没有实行全部的公有化经济，而是公私营经济并行发展。即使私营经济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还一直在往前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印度产生了一批有世界眼光的新企业家，他们建立了颇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打入了国际市场。而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时间很短，力量还很弱小，跟印度的私营经济相比，差距较大。这是印度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另外，印度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印度股市有一百多年历史，中国股市才十几年。再就是印度在法律方面有部分优势。但印度虽然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却有很多改革受制于自己的法律，比如《劳工法》。中央和各省的《劳工法》对吸引外资非常不利，因为其限定了企业不能解雇工人。印度的法律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乡村企业，从而扩大了就业。但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这些小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形态，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形态。而中国这方面转型很快。当然最基本的法律，像公民权、所有权要保证。
马加力： 一是知识分子队伍越来越庞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越来越多，这非常可取。二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在印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还有一条是，英语的普遍使用使得印度能够和国际很顺利地接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二三百年，给印度留下很多负面的东西。唯独英语教育的传统给印度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英语背景使很多人才能够进入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由于这些人有祖国情结，能给印度带来很多机会；也使印度的市场、人才能迅速国际化；还使印度直接接触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不需要翻译的过程。
孙士海：印度有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基础设施和中国差了20年左右。这是阻碍外资流入印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政策方面，中国开放的力度更大，吸引外资的优惠力度也更大。印度吸引的外资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还不到。据印度政府统计，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535亿，占世界的9.6％，印度只占0.8％。
黄亚生：中国基础设施比印度好，但这里有一个误区，在1980年代，中国基础设施不如印度，怎么解释中国1980到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软件环境。要有保护私有企业的法律制度。
“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
2004年提出保护私有产权和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比任何其它政策都能更有效地提高中国的世界办公室地位。
《21世纪》：9月26日，印度政府公布了“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报告”。发展制造业方面，印度和中国相比面临哪些不同的比较优势？
黄亚生：我非常不赞成说印度的制造业不行。最近印度公布的信息，今年印度制造业的增长达到双位数。
中国的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印度高，这说明中国制造业非常发达，计划经济的国家，经常是工业占比过高。
印度的制造业的规模绝对不如中国大，但它比中国强，这是我一直提出的。它的制造业有自己的品牌和市场。比如印度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从总额来讲，中国大概是印度的8倍，但印度的平均价格是中国的2倍。印度的制造业跟它在服务业上的模式相似，附加值非常高，但规模不大。这是印度非常大的弱势。
原因非常复杂。除了最重要的基础教育上的失误，另外还有制度因素。印度对企业解雇工人做了非常多限制，中国比较灵活。
总的来讲我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此时此刻的模式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扩大规模，更能减少贫困、增长就业，仅仅增加附加值，可能会增加资本家的收入，不一定增加劳工的收入。
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给农村尤其是基础教育提供支持，非常令人鼓舞。但这个效果要到十年以后才能看出来。
马加力：最近印度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把优势产业做到更优的同时，成立了一个制造业委员会，叫印度制造。
《21世纪》：就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目前有一种说法：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办公室。怎么看待这个判断？
黄亚生：没有任何原因使中国不变成世界的办公室。但要创造条件，要有一个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和保护其产权的环境。现在政府提出要增加自主创新能力，我也支持这一点。
2004年提出保护私有产权和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比任何其它政策都能更有效地提高中国的世界办公室地位。中国应该出现代、三星这样的公司。只要体制条件具备，在微观经济层面上，未来中国不应该比印度差。
孙士海：我同意这个判断。印度在服务业方面，在外包、软件出口和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方面有优势。今后中国会发展面向全球的服务业，印度会发展制造业，大概15年后，目前的结构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黄亚生：印度制造业规模不大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上世纪60到80年代，忽视了对基础教育的投资，特别是对妇女的教育，做得不是一般的差。它很多的劳动力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技能。韩国、日本取得制造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非常好的基层人力资本。中国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也做得非常不错。中国的成衣厂，很多都100％是女工。印度成衣厂40％是女工，60％是男工，而在成衣方面，女工具有天然的优势。
印度的经济改革是1992年开始。在1990年代，印度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要超过中国。它在农村小学提供免费午餐，学杂费都免掉。小学生的入学率一下增加了很多百分点。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重视基础教育，只重视高等教育，是一个非常不对的发展战略。这是影响中国今后20年制造业能不能有竞争能力的致命问题。
马加力：除了IT产业，印度在遗传工程、制药、包括空间技术领域的某些方面都有独到的东西，这对其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IT产业虽然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会带来社会不平衡。印度也在极力解决，现在的政府比较注意乡村建设，正如中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一样。中低端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受到很大的局限，对整个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但这也是一个教育分裂现象，高端人才所创造的财富，对GDP做的贡献，可能非常大。
《21世纪》：数据表明，印度整个IT行业只有一百万人就业，IT产业的产值也只占印度GDP的4%.靠IT引导印度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是否可行？
陈峰君：要解决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全靠IT产业。目前来讲，IT产业带动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很多就业，但是和失业人口相比，这个数字很有限。印度实际上也在逐步改变策略，特别是加快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据我了解，印度2003年才开始计划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而在中国，高速公路已经几万公里了，并且每年以五千公里的速度在发展。这是印度无法相比的。
孙士海：印度的IT产业在GDP比重中占的比例非常小，软件的出口也只占2%，对整个经济发展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印度要平衡的发展，要发展其它高技术产业。
除了IT产业以外，印度还有一个优势是业务外包。国外跨国公司有大量业务，这些业务拿到印度来做成本会低十倍左右。因为印度有很多国际化的人才，价格相对低廉。很多美国的公司，甚至美国的一些州的政府部门把业务包给印度。
人口年龄的年轻化趋势也是印度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中国15年以后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可今后50年中，印度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结构，这保证了印度国内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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