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经济怎样发展？
http://biz.163.com 2005-07-16 11:59:39 来源: 网易论坛 网友评论 0 条
放眼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有赖于一个或几个大城市群的兴起。大经济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最大的三个经济圈从北到南依次是京津唐环渤海湾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经济发展最快的长江三角洲大经济圈和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圈更是被形象地称为中国的“双龙出海”。而厦门所处的闽南三角洲就夹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经济类型与这两者较为相似，我们来作一番比较。
长江三角洲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带和沿长江产业密集城市带的结合部，具有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件。它是中国对内、对外联系的主要节点，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长江三角洲区域是世界六大都市带之一，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六市）和江苏（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八市）两省１４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带。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中南部，毗邻港澳，接近东南亚。这一带自然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交通运输便利，具有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有利条件。珠江三角洲地区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东莞、中山、江门九个城市组成的城市带。
尽管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但如果仅仅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综合实力，还是要以GDP作为主要标准。２００３年长三角１５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２万亿元大关，达到２２７７５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３６５０亿元。而全国GDP为１１６６９４亿元，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由上年的１８．７％上升到19.5％。从增长速度分析，长三角地区１５个城市中最高增速为１８．０％，最低的亦为１１．８％，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８．９和２．７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１万亿，达到１１３８６．２６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净增１７６８．２８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约１０％。这里珠三角的各种数据不包括香港和澳门，包括港澳的大珠江三角洲在经济总量则远远超过了长江三角洲。而包括厦门、泉州和漳州的闽南三角洲，每年GDP也就２５００多亿，与１万多亿的珠三角已是天壤之别，更不用说高达２万多亿的长三角了。
因为闽南三角洲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积差异较大，也许只有拿各个城市来作比较，才更有说服力。长三角地区聚集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精英”城市，有上海、苏州、杭州和无锡四个城市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可分成四大方阵：第一方阵：上海作为“超级大都会”的地位难以撼动，总量突破６０００亿元；第二方阵：包含超过２０００亿元的苏州和杭州，以及超过１５００亿元的无锡、宁波、南京等５个城市；第三方阵：由绍兴、南通２个总量超千亿元的城市和常州、嘉兴２个超８００亿元的城市组成；第四方阵：总量低于７００亿元的扬州、镇江、泰州、湖州和舟山。
珠三角地区则全部为广东省省内城市，最大的两个城市广州和深圳进入了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分别以３４６６．６３亿元和２８６０．５１亿元列全国第２和第３位，另有佛山市超过了１０００亿元。另外，长三角地区超过500亿元的城市有１３个，占到８６．７％，低于５００亿元的仅有湖州和舟山两市，分别为４９０．７５亿元和１７１．８２亿元。珠三角地区有７个城市超过了５００亿元，占到７７．８％，中山和珠海２市低于５００亿元，分别为４９５亿元、４７６．７３亿元。然而，厦门在２００２年时将近６５０亿，即使到了２００３年，也才达到７６０．１２亿元。因此，汇集了闽南众多经济元素并作为福建经济发展重要龙头的厦门，其GDP总量在长三角城市中只能排在第三和第四方阵之间，在珠三角排在中游水平，而在全国十九个副省级城市中列倒数第一。这固然与在福建行政区划中不够合理、厦门市整体规模偏小有关，但从中也可看出厦门的经济地位，而且厦门在与其相似的宁波、大连、青岛等港口城市竞争中同样处于不利地位。
部分离不开整体，厦门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福建的发展。从全国看福建，福建的地位确实有点尴尬。１９８５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同时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时至今日，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构筑起领跑中国经济的经济体系，在全国的经济总量中，长三角占２２％，珠三角加港澳占２８％，而福建全省只有４．５％。而且福建过去的很多优势正在缩小或失去，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
２００３年福建经济发展为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最好形势，ＧＤＰ比上年增长１１．４％，但ＧＤＰ总量只有江苏的４４％，浙江的６１％，广东的４０％，排在全国的第11位。人均ＧＤＰ排在沪、京、津、浙、粤、苏之后，列第７位。
改革开放初期，福建实际利用外资一直名列全国第二，排在广东之后。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宏观调控和相对紧缩时期，福建吸收外资的增长势头也缓慢了下来。从１９９６年开始，福建吸收外资开始“节节败退”，１９９７年被江苏赶上，退居第三；２０００年山东后来居上，福建屈居第四；２００１年上海又迎头赶上，福建只好落到第五位。而２００２年，福建合同利用外资的增幅分别比江苏和浙江少９４．１和６７．２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江苏增长７５．４％，浙江增长８３．７％，福建却只有８．５％。
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福建原来作为试点省份的先发优势已经几乎不复存在。福建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腹地狭小，内部市场有限的劣势变得越来越突出。加上福建科技、教育发展滞后，福建越来越感到发展的后劲不足。而与此同时，受中国大陆充足便宜的劳动力以及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的吸引，国际尤其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在这一波产业转移中，外资更为重视中国的国内市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成为外资的首选之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呈现出明显的选择偏好，如日本企业倾向江苏、辽宁、天津、山东和浙江，美国企业倾向上海、广东和北京，而欧洲企业则倾向上海、北京，就连与福建最为紧密的台湾省，也开始对福建“视而不见”，纷纷向江苏、广东、上海转移投资。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福建凭借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曾经吸引大批港澳台中小企业来闽投资，从而奠定了福建作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省的地位。福建作为台湾人的最重要的祖籍地，一度吸引了大量的台商投资。但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熟悉，原来福建对台对侨的血缘亲缘优势的因素在台商、侨商投资布局的考虑中进一步淡化。台商对福建沿海地区的投资步伐放缓，福建这块台商最早的投资热土正承受越来越多的失落，台商对福建的投资占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锐减，由１９９１年的３２．１３％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８２％，９年间下降２８个百分点。而台商对江苏的投资占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从１９９１年的１４．０１％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８．０１％，９年间增长３４个百分点；目前已达５２％。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商对福建的投资主要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为主。２０００年下半年以来，台商掀起了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大陆的热潮，投资厂商从过去的中小企业为主转向以大企业为主。在这一轮台商投资大陆热潮中，台资加速区际转移，投资热点区域转向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地。台湾高科技产业加速在长三角地区聚集，在该地区形成综合配套的协作体系，如苏州新区、昆山已形成电子信息企业的产业链，无锡新区已成为台湾光电企业的基地。但台商对福建的投资项目大多仍坚持其“惯性”，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２００１年，设立在福州马尾的台湾中华映管由于无法在当地形成产业配套体系，只好到江苏吴江再投资８亿美元，生产液晶显像管，与投资昆山的台商笔记本电脑厂家进行配套。
作为在全国率先开放的沿海省份，福建整个工业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也尚未形成，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比重较大，制造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产业水平与长、珠三角地区差距较大，无法实现产业分工和对接，优势产业不突出，成为制约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来闽投资的一大因素。目前世界５００强跨国公司已有４００家落户我国，共投资３０９６个项目，而福建只有６１家，只投资６８个项目，仅占全国的２％，落后于上海、广东、北京、江苏、天津、辽宁、山东和浙江，居全国第９位。
其实，比减少利用外资更加凸显福建劣势的是众多优势民营企业的外迁，如浔兴集团在上海浦东征地１２万平方米，建成了国内拉链品种和规模最齐全的专业生产企业；龙工集团已在上海投资１．５亿元，两年后的产值将超过其在龙岩的大本营；福耀玻璃在上海安亭汽车城投资５亿元，其一期工程将建成年产５０万张汽车玻璃和４万张大巴玻璃的生产能力。
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增长极，而夹在两大增长极之间的福建则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从营商环境上看，福建一方面不具备珠三角那样活跃繁荣的市场，另一方面又不具备上海苏南那样强势高效的政府。以近年台湾半导体芯片产业向大陆转移为例，大部分生产能力落户长三角，北京、深圳也争得少许，而与台湾有地缘亲缘优势的福建却几乎连一杯羹都没分到。福建一直是最企盼两岸三通的省份，但现在福建所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两岸能否实现三通，而是在两岸三通后所增加的投资、贸易和航运中，福建究竟能争到多大份额？
于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圈崛起，福建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东部许多省份。迅速崛起的南北三角洲，并不给福建留下充足的区位优势的回旋空间，甚至开始通过“虹吸”拉走福建本来就不丰厚的生产要素，通过“挤压”缩小福建本来就不宽裕的市场份量，使得福建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危险：一是“被边缘化”危险，即福建的资源与市场无法直接融入长三角与珠三角，从而处于产业边缘、资本边缘、市场边缘的不利地位；二是“被稀释化”危险，在南北三角洲“极化”效应不断放大的过程中，从外围圈层吸引走的产业与资本将会大于从核心圈层外溢出的产业与资本，原先投向福建的外资和台资将会随着“路径逆转”而流向南北三角洲；最后就是“被低端化”危险，即福建与南北三角洲无法在同一平台上形成城市共等级、产业共轭性、市场共协调的“高对称”的伙伴关系，而可能成为它们低端资源配置的外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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