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汉口
在我的故乡公安县,把去武汉称为“下汉口”。汉口代表了武汉:说起某镇热闹,也说是“小汉口”。六十年代记得我母亲来武汉贩烟叶,对人说是“下汉口”,显得神圣而又神秘。仿佛下一趟汉口就是去往世界一个最美的地方,就是出国。一条波光粼粼的长江,该承载了我们少年时代的多少梦想。
我到武汉是在我二十岁时,在水运公司出公差,坐一天一夜的船才到。去集稼嘴,集稼嘴(可能是现在的南岸嘴吧)到处堆着竹木,一派小镇景象,乱糟糟的。我住在一个街道旅社里,不挂蚊帐,却没有蚊子。三毛钱一个的回锅肉。上厕所是脸对脸的那种公共厕所,排队,很难堪。就是这种厕所,使我对武汉的良好印象彻底地破灭了。心想着可怜的武汉人,拉屎也不能尽兴!后来有经验,学武汉人,蹲坑时手拿一张报纸,边看边干事,就看不到对面人排泄的表情了,也就遮挡了自己的羞处。我永远记得我在那个夏天看到的武汉奇景;太阳当空的中午,汉口的街道上冒着红闪闪的火光!这绝不是夸张,也不是“虚幻”,是确确实实的,我真看到过。那时候,以我一双乡下人童贞单纯的眼睛,是能看到这种景象的。冒着红闪闪火光的汉口街道,就是我对武汉最初也最强烈的印象。
后来我终于“下汉口”来武汉求学了,并且一“下”二十年,变成了武汉市民。我发现一来武汉我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它充满幻想和快乐。但我最疲倦的记忆是搬家。我一共搬过八次家。武汉作协的柳火生老弟为我全力组织过一次搬家,本来与他无关的事。他可是我在武汉遇到的第一个热心快肠的人;他现在在深圳,我想他,还有著名作家、诗人们如梁必文、田禾、徐鲁、高晓晖等都为我搬过家,那些笨重的乡下家具抬上抬下,也难为他们了。后来终于有了搬家公司,才结束了请朋友搬家的麻烦。
武汉给我和外地人的印象就是大,大得无理。外地朋友来了,只是一个劲夸武汉大,没哪个说她美的。但是这十年来,武汉一下子变得美了,我认识有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他们说从武昌看汉口,极香港。高楼大厦林立,园林绿化精美,交通也十分方便了。我过去从武昌到汉口上班,坐537路到钟家村,再坐24路起点站到花桥。上个班走遍了武汉三镇,过轮渡也可以。但更不方便。我下班回家总是过轮渡,再坐14路起点站,那就是一场战争。人山人海,挤一趟车要掉两斤肉。每个坐公汽挤月票的人都几乎瘦骨伶仃,满面憔悴。我虽然是挤了七年月票的武汉人,依然常常被车门夹得三青六紫。我看病的医院在二医,生病每天打针要挤几个小时的车,后来我住汉口,户口又在武昌,常背着几十斤米倒车。那时候,没煤气本,有个朋友给了我几张煤气票,在街道口的陶家岭,我灌一坛气要骑二十多里路。后来市文联给我们作家办了煤气证,这种苦刑才告终,现在,这一切烦恼都没有了,生活与环境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给我讲,六十年代他们做学生时,省歌舞剧团周围全是农田,一片蛙声,他们到晚上就去那儿逮蛤蟆改善伙食。我们的八十年代,武大老牌坊周边还是野地,绿树成荫,现在呢?老牌坊湮埋在高楼大厦之中了。何处听蛙声?城市当然得建设,当然得发展。这几年,要我说武汉称得上建设大手笔的,应是沌口开发区,其纵横大道,其园林设计,决不比任何城市差,不比任何国家差,让人惊叹!再过三五年,这一武汉新城区,应是武汉未来的骄傲。我还去了一些武汉新建设的大学校园,就包括二类、三类大学,几乎都是气概不凡,场面雄壮,悄悄地出现在武汉,并不比武大、华师环境逊色。这些学校也是未来武汉的新景。
武汉有天下第一楼黄鹤楼;武汉有世界最美的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有中国最美的江滩汉口江滩;武汉有全国最多的城市水面,有最大的城中湖东湖;一条长江横穿三镇,也是天下奇观。特别她是辛亥首义之城,具有强烈的“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品格,但这种品格又是因人而生的。武汉人有着南人与北人的集中优点,在文化上又是巴、楚、越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地。但骨子里还是楚人的剽悍与浪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造欲。这种精神造就了她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这也影响了我们作家。文坛鄂军之所以纵横天下,也与一个城市的活力是紧密相联的。我所有的小说都写于武汉;珞珈山的学生宿舍、阅马场的文化厅平房宿舍、华中村省美院的老式木楼、三宫殿的民房、新华下路小区、东亭小区、省作协大院……我当然爱武汉。要我说,我现在最想住的地方就是汉口,最好是民众乐园那块;那是最有武汉情调的地方。这是我真实的渴望,一点不虚。二十年前的武汉和今天的武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任何“下汉口”的人,都不会对她失望。倒是,她愈来愈美丽和健康的形象,会让我们依依难舍,缱绻万端。(陈应松)

陈应松,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县,现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获2004年人民文学奖;第一、二届湖北文学奖。肖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