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非公经济36条"出台内幕 国家领导两次批示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提交报告,国务院领导两次批示,整个过程一波三折
记者 王信川
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秀乾将2005年2月24日看成“开创历史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民营企业家们经过多年的呼吁终于赢得了公平的机会,“这要得益于政府的开明举措以及政协组织的努力”,从事私营经济20余年的冯秀乾说。
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介绍,从他1993年当选为政协委员时联合40多位政协委员提议建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民生银行开始,民营经济界对于经营环境中的金融、财税、审批以及相关限制政策,每年均有大量的意见从不同层面提出,政策的口子逐渐放开,但大都较为零散或者抽象,施行中也收效甚微。
作为“非公经济36条”建议案的参与者之一,刘永好认为,新一届政府新的执政思路给了民营经济新的发展机遇,“自2004年初至‘36条’出台,有关领导和政府部门至少5次听取了民营企业家的意见,民营企业家们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有专家认为,如果各级政协组织中,没有超过半数的委员为企业家,如果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中没有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家,“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还不会如此迅速,“这与民营企业家们参政议政的意识更为强烈以及对经营环境更为深远的谋划密不可分”。
事实上,近10多年来,包括工商联、企业家协会以及各级政协在内,每年收到来自民营企业家的呼吁均不计其数,“随着民营经济越来越壮大,他们谋求公平的经济待遇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位经济学家分析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一大批“懂经济、重发展”的经济界专业人士进入政治领域的不同岗位,比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中,一种是以前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前机械工业局局长邵奇惠为代表的高级干部,一种是以吴敬琏、厉以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再一种就是以刘永好、郑家纯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这些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较为清楚”。
在政协组织提供的这一个高层平台上,这三种不同背景的人士对不同层面的问题有了交流的机会,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便是其中之一。自2003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起,”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便被列为新一届经济委员会乃至全国政协的调研重点之一。
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以厉以宁为组长,刘永好、郑家纯、邵奇惠等为副组长,以及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相关官员在内的20多人组成调研小组,分成两队人马,先后在辽宁、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包括深圳等几个省市频频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或者登门拜访当地企业家,一个多月之后,调研组回京汇集了一份长达17页的调研报告,即《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
据透露,这一份提出“解决非公经济所有制歧视问题”、“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革完善税制”、“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的报告,先后征求了100多名民营企业家的意见,民营企业家们第一次大胆地将经济发展中遭遇的问题,提到了政治的层面。
2004年2月13日,这一份"沉甸甸"的报告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连同厉以宁教授的一封信递交到国务院,就在当天,国务院领导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民营企业家们的呼声,通过这一较为畅通的路径,进入了制度发展的快车道。
其后,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和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主,吸收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商务部、央行、国土资源部、科技部等24家中央政府部门的有关机构参加,组成了一个促进非公经济重大政策的专题工作组,在全国政协建议案的基础上,一份政策性的初稿形成,但在随后征求各部委意见时,这份初稿一度受到冷落。
刘永好在谈及这"一波三折"的过程时说,可能是初稿中的标准定得较高,也可能是一些部门理解不够,为此国务院领导再次做出批示:由曾培炎同志亲自负责。在征求了20多个部门的意见后,有关非公经济的文件进入正式制定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