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大上海
政府升级
上海向上，既是这座城市的得天独厚的区位决定的——上海扼长江入海咽喉，西接江苏苏州和浙江嘉兴，北以长江北泓道界江苏南通，位居长三角及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头，又当全国黄金海岸线中央，东临东海，南濒杭州湾；也是这座城市无可替代的历史决定的——上世纪30年代“东方巴黎”的美誉，使21世纪的上海人不满足于在外滩建筑群前的流连。
动力还来自政府，这是解读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切口。
上海政府是典型的强政府，她善于高瞻远瞩，阶段性地推动改革，然后为下一步改革留下接口。这是上海始终稳健前行的要诀，尽管她永远不会像温州那样依靠市场草根力量进行颠覆式的探索。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价值体系中，总认为过于强势的政府并不合理，也未必高效。但面对这座的确由强政府传统支配了许多年的特大型中国特色城市的成功，人们有理由对它运作文化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做出更为中肯和透彻的解读。
关键在于，从总体上看，上海政府的强势更多体现在对市场化的积极引领，而非对市场化的遏制。有人索性将之归纳为“用计划的手段搞市场经济”。
这一点，在上海政府的资本运作能力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上海国有资本运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地区为改革而改革的阶段。由于10年前就建立了国资委、控股公司、国有企业的三级管理架构，今天其6000亿国资已基本可以按照整个城市的阶段性工作重点来运筹。
专家称，计划时代遗留的庞大的国资，“要求上海政府必须强”。其价值在于，可以发挥国资的集中化战略，比如上海搞国际会展，政府可以直接出面找来汉诺威这样的巨头合作。而且，强政府可以强制保留一块民族平台，让国内企业有一个成长的缓冲阶段，“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坚持在流通领域整合出一个百联”。
这种政府行为模式，被称为“喜欢举杠铃”。
观察家称，上海政府将自己定位于“战略的确定、市场体系的建立、游戏规则的制定”，甚至“市场主体初期也是有政府背景的实体”，“但在市场运作上决不操纵，这样逐渐其他主体也进来了”。
或许，在一个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中需要这种模式。
因为必须承认，在中国现实中，人才、信息还是积淀在政府内部，而民营力量与外资力量又相当悬殊。
但是，强政府在帮助“搭台、进场”之后，是否退出、如何退出？
上海政府需要认识到，有效性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关键在某一阶段的成本与收益对地方形成多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从上海前一个过渡阶段来说强政府是有效的，但是不是以后也要这样？
有学者提醒：“随着边际成本的变化，政府需要对阶段做出新的清醒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