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大上海
记者 王云帆
再回首
历史的节点如此清晰。
700多年前，元朝新设了一个县，那时的城墙所在就是今天上海的中华路和人民路。至此，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登上舞台。
1843年开埠前，上海只是松江府辖下的一个普通县城。此后，在现在的外滩、淮海路和苏州河北面先后出现了英、法、美租界。这样，原上海县城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并由此开始奠定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荣与梦想。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跃居全国第一，逐渐成为中国特大城市、最大港口、对外交往基地、多功能经济中心与全国文化中心之一。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设立了上海特别市，不久改名“上海市”。
整个20世纪，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一直领跑。特别是建国30年中，上海经济始终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和财政支柱，居共和国经济长子之位。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度黯淡。十年间，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在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落后，GDP增长速度是7％，比当时全国平均的8.9％还逊色1.9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上海体制上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下，全国推进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体制改革，上海又比全国晚了5年。
但是，这位“长子”仍在为全国供血：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交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7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再度发力，发展速度同比翻了一倍，达到13％以上，从1991年开始连续多年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
对于上海1990年之后的昂扬，原因众多，浦东开发的拉动作用尤其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开始把浦东的开放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了起来，他特别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浦东开放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新飞跃。”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
浦东此后的成功可以用数据说话，1990年浦东的GDP为60亿，2004年为1800亿。2005年4月18日，浦东15岁。
新大上海
200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上海。这是他到中央工作后第四次来上海。
胡锦涛对上海的发展寄予殷切希望。他指出，希望上海把未来的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站高一步，看远一步，想深一步”，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口头禅，三步见诸行动，其结果是“一个新的大上海”。
所谓“新”者，是指城市的功能升级。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远东的经济、金融、贸易等多功能中心。但195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以来，上海长期被作为一个单一的工业基地。
重塑多元化的城市功能，在1980年代重新成为上海共识。1983年，中央派出以宋平、马洪领衔的调研组赴沪，肯定了上海的发展新思路。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在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
如果说80年代，上海主要履行了产品辐射功能，1990年代主要体现了示范性，那2000年之后，上海正努力成为一个服务全国的平台，“原来是机器上的一个商标，现在要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这次转身的具体目标被凝炼成概括性的4321，即“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三个服务，“率先实现小康和现代化”两个率先，和一个“继续走在全国的前面”。
虽然前一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效果不彰，但央行二部即将落地的消息，又燃起了上海对华盛顿——纽约模式的向往。
目前，央行二部的定位只是一个备份中心，职能有限，但足以扩展想象。二部以央行分拆的形式必将促进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力推进上海首先成为国内的金融中心，并为实现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政策扶持。
如今，中国的外汇中心已在上海，如果人民币中心也能落户此地，上海金融中心即双翼丰满。
为此，上海在2005年必须首先做好两件事：风险防范和金融创新。原有金融体制没有解决、宏观调控的问题逐步累积和2006年金融开放在即这三个因素，决定了2005将成为中国的金融风险年。如果上海举措得力，自然会赢得更多的信赖。而在金融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的三个层面上，至少技术与产品创新地方政府大有可为，亦可为进一步争取中央制度奠定基石。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被本届上海政府视为更现实的工作抓手。
从地缘位置上看，上海近年的发展思路围绕从浦江时代到长江时代到港口时代的变迁。
“拼命两年，只干不说”的大小洋山项目，首期3公里岸线、5个泊位、220万标箱吞吐今年底便可完工。二期工程也将在2006年提前竣工，那时小洋山可再增250万标箱。
但是，如果建设的只是码头，那还远不是航运中心。
按国际惯例，港口分成支线港、喂给港、枢纽港。只有国内中转率没有国际中转率谓之支线港，如果连国内中转都没有，就只是喂给港。而枢纽港要求有40％的国际货物中转率。
且不说，上海2003年尚只有0.7％的国际货运中转率，就是在国内中转方面，也仍需努力协调。比如，当年孙中山口中的“东方大港”北仑港从未放弃努力，浙江正抓紧疏浚京杭运河，以争夺苏南货源。而交通部设在上海的港口协调办公室，近年来仅是协调上海与苏州的常熟、张家港、太仓三个小港，已是疲惫不堪。
有专家估算，如果江浙沪各地的港口规划统统建成，吞吐量将达到8000万标箱，大大超出需求。
梦想虽然遥远，毕竟已经起航。而且，国际航运中心的期望一旦落实，便可产生物流、人流、资金流的联动效应，届时国际贸易中心、经济中心也就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