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年＝浙江5年 上海的有效政府逻辑
国资通道
根据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李良园在一个会议场合透露，上海从1989年到2001年的“八五”、“九五”期间，上海市共投资16000亿元，其中政府资金只占10％，企业自筹25％，利用外资25％，银行贷款20％，中央企业和外省市在上海投资20％。
政府资金在里面真正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之所以能将这套模式运用自如，在于上海拥有一笔庞大的国有资产。
例如上海国资公司，屡屡当出钱的“财神”，它的钱从哪里来呢？记者从上海市财政局一位前官员处获悉，上海国资公司主要持有的是原上海市财政局投资的金融类国有资产，它的一个个主要任务就是“以存盘现”，把存量国资盘活后，将所得利润去投资上海市急需发展的新领域。
上海这样的融资平台不仅上海国资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也越来越多地担当这种使命。
上海市现在国有资产存量6000多亿元，加上土地，则远远超出这个数。而上海国资资产、利润在上海国资委体内循环，没有进入上海市财政盘子。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公司应该退出来的不退。”上海市国资委一位决策咨询专家说。此前，上海国资委主任凌宝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过这样的思路，即新国资委机构所要做的就是“撤墙行动”，把国资调配到所需要的领域中去。
因此可以说，上海国资对诸多市政府工程建设存在一个庞大的资本输出通道。
资本运作魔方
但是，许多市政府工程在短期内并不能看到回报，有的甚至没有回报，如洋山港工程的东海大桥，100多亿的造价，建成后是不收费的，政府性公司进去，怎么看到投资回报呢？
据同盛集团有关人士介绍，洋山港一期工程，同盛集团下设三个公司，分别是同盛大桥公司、同盛港口公司、同盛物流园公司。
“同盛大桥公司帐面上肯定是亏的，但它可以在港口和物流园公司上补齐。”上述人士解释说。
港口公司通过一场漂亮的资本置换，能够成功收回一期港口的建设成本。
今年3月18日，上港集箱（600018）发布公告，洋山港一期成立营运公司——上海盛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盛东”）注册资本50亿元，上港集箱占51％股份，以现金出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占49％。而此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持有的40％的同盛股份，被上海市国资委收回。
这样，盛东以现金收购洋山港一期港口工程，同盛集团在洋山港一期的总投资61亿元，将全部收回。
“当然，同盛公司卖出的经营权也就一个成本价。置换出来的投资，进入洋山港二期工程滚动开发。”上述同盛集团人士说。
投资建设和运营分别是独立的公司，同时也分担了还款风险。
当然，洋山港远不止依靠这些政府初始投资，上海的算盘是吸引国外资本进入二期、三期建设。而上海国际背靠政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拥有娴熟经验，为洋山港二期、三期等工程的国际募资留下了接口。
“以政府信誉做担保，外国公司才放心跟你合作。”同盛公司人士说。
财政的休养生息
有些项目光靠市场化运作，显然还不行。例如地铁项目，本身就是不赚钱的项目，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需要给予财政资助。
“久事公司这些公司都在财政视野范围内，财政通常都会给他们拨款。”上海市财政局一位前官员说。
“上海打的是时间差。”上述人士说，“例如久事公司，向银行借了100亿修地铁。地铁建设周期长，财政每年给它10亿，这样每年银行的利息就有了保证，久事公司也能保持它良好的银行信誉。”这位人士说，上海的许多政府性投资公司在银行界都有良好的信誉。
除了财政出资，据这位人士介绍，上海还有许多做法，例如某家公司资产负债可能不佳，政府就划拨一些土地或者别的资产给它，让它休养生息，另外的公司再接上。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一次总结上海十多年的投融资经验时说，关键在于“是否有经济实力作支撑，是否把握好举债的总量和结构，是否把准投资的方向，是否能有效控制风险，维护举债信誉”。
政府的逻辑
上海在公共领域投融资的做法，实际上是“拨改投”模式（区别于拨改贷和引入私人资本的市场化模式），即将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拨款转由法定机构按照企业化方式运作。
上海社科院部门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将之概括为：整个战略是政府做的，市场体系是政府建的，游戏规则也是政府定的，但政府在市场运作上不操纵。
“归纳起来，政府迅速建立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市场过程中形成的。这体现了政府的有效性。”杨建文说。
一般认为，上海的这种强政府行为能看到几个明显的好处：例如上海治安问题，市场化规范运作问题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在全国来说是贪污相对较少的。
但上海的这些做法，又具有不可复制性。很多外地地方政府到上海来取经，回去后总是学不像。
为什么出现这种“橘生淮南为之橘，橘生淮北为之枳”的现象呢？
此间有说法认为，这跟上海的市场环境有关。“上海的市场经济基因比别的地方强烈。”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总工程师任先正说。
（本报见习记者陈欢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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