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股权分置问题不可再拖
中国股市特有的矛盾,是西方国家股市所没有的结构性制度性矛盾,因此,解决市场经济一般性矛盾的政策,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即使出尽了也无法力挽狂澜。我们要解决的是特殊性的矛盾。
振兴股市,只要政策对头,就并不难。大家现在已经统一了观点,决心绕开国有股减持,而是通过对500家民营公司解决股权分置,在国有股减持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走出
减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然后,再回头看国有股减持,那个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手段。
2005股市拐点在于政策
记者:当前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股市下跌不止。实际上,在股市下跌期间,还是有政策利好信息出台和政府高层为股市打气,但市场并未有起色。到目前,大家对股市会跌到什么地步心里都没底了。你提到2005年注定是股市的市场拐点,那么股市跌到什么点位拐点才会出现?
刘纪鹏:不能从点位上来分析拐点的出现。因为造成中国股市下跌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市场因素,而是政策因素。因此,拐点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什么时候出台一个有益于向上的政策。
就像大家都分析说的,目前政府能够动用来刺激股市的手段已经不太多了。实际上,政策分两类,一类是一般规律的市场经济政策,像货币政策如加息,还有减税,如减印花税、红利税。但中国股市不是由这类政策能决定的,应该是能够解决中国股市所特有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矛盾的政策。中国股市特有的矛盾,是西方国家股市所没有的结构性制度性矛盾,因此,解决市场经济一般性矛盾的政策,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即使出尽了也无法力挽狂澜。我们要解决的是特殊性的矛盾。
记者:你所说的有益于向上的政策,最主要还是指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吗?
刘纪鹏:目前最突出的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要给资本市场正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股市是好人不去的地方,那里的人都是投机分子。因此,投机分子待的地方股市下跌是好事,并没有站在一个要保护公众投资人利益的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股市期待的特殊性政策,从技术层面看,主要是解决股权分置,而从思想意识方面看,就是要能够出台体现“股市是国民经济主战场”、“股民投资光荣”的政策。必须坚持保护股民利益。当然,关键问题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出台怎么样解决股权分置的政策。
股权分置问题不可再拖
记者: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指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你提到股权分置应当自下而上、分散决策。对于兼顾各方利益,你有怎样的制度设想?
刘纪鹏:中国股权分置的产生有其合理性,这是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奉行的是渐变、稳定、逐步深入的方针政策。这是保持中国改革持续稳定发展的必须具备的改革方法论。股权分置,正是从独资形态向一股独大过渡的重要时期,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当时,中国不能砍掉老树栽新树,只能是老树发新芽。当然,在今天看来,一股独大的负面作用已经横亘在我们改革的面前,绕不过去了,必须加以解决。
股权分置,事实上出现了同股不同权的形态,因此欠下了两笔账。一笔是欠股民的。由于当初2/3的股份不流动,市场供求的关系决定了股民高价入市;并且由于当时公司在IPO招股书上对这一风险———非流通股股权分置进入权流通状态———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的巨大风险未曾加以披露,并且也没有指出风险防范的措施,所以,我们必须承担股民高价入市的责任。这就是要兼顾股民的利益。
此外,股权分置也欠了大股东一笔账。按照规律,随着上市和股改的完成,大股东的股份也是应该流动的,但经过15年的发展,至今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份都不能流动,严重束缚了上市公司的手脚,这也是众多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所以也得兼顾大股东的股份能够具备流通的属性所带来的利益。兼顾各方利益,就是要兼顾这两类股东的利益。
记者:那么,阻碍兼顾这两类股东利益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刘纪鹏:全流通和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纲,而纲下面某一类矛盾,如国家股减持、法人股减持,这些都是目。股权分置问题遇到障碍,是我们从国家股减持入手,到今天花了4年的时间,基本上都失败了,而且到今天争论不断。由于博弈双方中股民的一方持股主体明确;而国有股大股东一方不明确。我们不知道是该由上市公司的高管来代表,还是由国资委来代表。如果是国资委,那么是由各级地方国资委还是由国务院国资委来代表。就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来说,也不清楚是由国资委来代表或证监会来代表还是财政部来代表。所以国家股减持非常复杂,像宝钢石化这样的公司,到底怎么减,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都有发言权。由于国家股大股东主体的不明确,以及指导思想的纷争,所以没法推进。
还有一个流行的观点,有人说,怎么可以用13亿人的财产给7000万投机分子去补偿呢?所以必须认识到,兼顾各方利益的时候,有些利益的兼顾是很难的。难就难在主体不明确,难就难在主体太多。
民营试点绕开国家股
记者:也就是说,应该从利益主体明确的公司做起。
刘纪鹏:对,从利益主体明确的上市公司做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今天我们解决股权分置的对策应该是由简到难,可以考虑从没有国家股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突破口。因为这类公司,经营者就是大股东,他们自己说话算数,自己能当家作主,博弈双方都是明确的单一的,解决也符合双方的愿望。股民能够获利,大股东能全身通畅,作为一个正常上市公司经营。
记者:那么,今年能够实现吗?
刘纪鹏:今年实现是必然的。从三个层面可以印证。
其一,政府高层都发出了转折之年的信号。
不管是从股市的起伏跌宕,还是温总理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黄菊副总理又提出要尽快推出股权分置的试点,都已经发出了股市转折之年的信号,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其二,上市公司对试点非常踊跃,两类股东都在积极准备。我了解到,大股东活动更为频繁,积极为此奔走,甚至向监管部门上报符合自己公司经营特点的股权分制方案,只要上面批准就可以实施。这些大股东都有决心要与流通股股东形成共识,用实际行动来感谢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支持。所以当前存在良好的微观层面的解决基础。而这些公司,又都是民营公司,利益主体明确,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其三,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的属性之后,股价会上涨,因为流通权是有巨大价值的。这就形成广大流通股,这种增值空间,用来弥补非流通股上涨、流通股下降给股民带来的损失。所以,流通权价值的释放将作为大蛋糕,也存在着一个多赢的利润空间。
政策层面的支持、两类股东的积极踊跃上报方案、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巨大升值空间,为解决股权分置奠定了基础。因此,我认为,今年上半年推出解决股权分置试点是可能的,而今年内推出解决股权分置试点是必然的。
记者:股权分置的老大难问题,由此就进入解题阶段?
刘纪鹏:从现在来看,黄菊副总理尽快推出进行股权分置试点的指示,是一声号角,解决股权分置的大幕即将拉开。但这个过程必然经历几个阶段,因此也不能太急。
第一个阶段,应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出台能够被市场广泛接受、符合保护股民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解决股权分置方案的原则。
然后应该确立解决股权分置基本内容和对象,比如说,在原则上提出由简到难,从没有国家股的民营公司做起;第二,自下而上,不搞一刀切;第三,要使证监会这样的决策主体放权,让1300多家公司作为各自决策主体,提出符合各自公司经营特征、符合行业特点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试点的推出,就意味着上市公司各自解决自身的一个问题,速度之快,会超出人们的预想。这是时间的问题。
记者:当前,已经有超过100只股票跌破净资产,是去年“9.14”行情的4倍。有人提出,要跌到1000点以下,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刘纪鹏:下跌是因为4年来我们都在争论徘徊,始终没有解决问题。
其一,政策之手没有偏向股民,要么把他们当作投机予以打压,要么让他们自行承担投机风险。
其二,目前股市上公司平均股价是6块,净资产是2块多。如果要完全实行自然并轨,按推倒重来论的说法,还要跌,还有五六百点甚至更高的下跌空间。但如果这样跌下去,量变会引起质变。一旦过度,就会引发爆炸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危及中国经济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