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洋务运动的阴影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是为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吸收的东西分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观念层次（也可以说是文化层次）。
在制度层次方面，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改革目标由模糊到明确，是与开放的深入分不开的。改革初期，只是为了克服经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没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就没有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制度层次的开放还仅仅是开始。
中国观念层次的对外开放更耐人寻味。
对西方文化的最初回应
随着大门的敞开，洋货大量输入，先进技术源源而来，国际规范不断进入旧体制，各种信息大量涌进，西方文化加速传播。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人来说，真有点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又受到几十年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中国，西方大潮如此急剧涌进，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回应。
最初的回应是矫往过正，过分崇尚西方，盲目接受西方。在青年人中间，从服装到发型，从生活方式到行为规范，都以模仿西方为时髦。
要看到这一次西方大潮涌入中国的国际背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空前的大挑战，而资本主义世界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兴旺期，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弹：对西方的崇拜达到了近代少有的程度，对过去一些信念的否定，也达到了几十年间少有的程度。
人们对过去称为“水深火热”、“罪恶”的西方世界十分向往。出国，是人们最强烈的追求。开放的头几年对出国还有种种限制，1984年底，国家自费留学政策松动，出国潮势不可挡。从1978～1991年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6万多人，自费留学生总数达14万人。
工商界为迎合人们崇尚西方的心理，一大批中国企业挂起了“塞特”、“英斯泰克”、“来博瑞”等莫名其妙的洋招牌；一些国产的商品也用上了“美尼斯”、“奥尼”、“兰波万”等洋名，和舶来品鱼目混珠，以利销售。
盲目崇洋之风仅仅是浅层次的最初回应。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多少年来，求同、从众、害怕与众不同，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服装、发式、行为、言论，都以“随大流”为心安理得。二三十年来，不管男女老少，都穿蓝色或青色制服，男人一律短发，女人没有烫头。改革开放以来，在青年人中间开始出现“求异”的新潮。这新潮开始为人们所不容。80年代初，留长发的少数青年人受到人们斥责，骂他们是“颓废派”，“不男不女”。工厂里不让穿喇叭裤，有的厂长拿着剪刀站在工厂大门前，专剪青年人的裤腿。青年人这种表现个性和求异的思维，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国内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即使很保守的人，也慢慢习以为常了。
在性、婚姻、家庭方面，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性封闭、性神秘一直主宰着中国。谈性是下流不堪的事。80年代初，一部描写妓女悲惨生活的日本电影《望乡》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电影里有两个裸体镜头，招来了广泛的批评。一些家长和教师给报纸写批评信，指责这部电影“毒害青少年”。后来还是邓小平肯定了这部电影的积极意义才平息风波。在这以后，这类电影大量涌入。《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有性爱描述的著作也大量涌入。过去，中国人很少离婚，认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这种观念维系着大量不幸福的家庭。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观念逐渐打破了。过去离婚都是大吵大闹、互相攻讦，以对簿公堂而分手，现在“好说好散”的协议离婚逐渐增多。令人不安的是，随着性观念的开放，性混乱、性放纵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有婚外性行为的妇女占被调查人数的16％。贞操观开始打破，“情人现象”比较普遍。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与过去教育中所说的不同的外部世界，过去的教育中接受的各种结论受到冲击，有的开始或已经动摇。
怎样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门打开以后，出国的人多了，成千上万的人到西方去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成千上万的驻外商务人员、访问学者，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这时他们才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个样子。在现实面前，人们沉思着，他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研究社会主义。
邓小平较早地、实事求是地面对资本主义。他第三次出山以后对日本和美国的访问，以反传统的姿态对待资本主义。在这以后，他又多次讲过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批评一些思想僵化的人说：“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既然邓小平这样说，其他人就更大胆地正视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了。
首先，人们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比我们更高的生产率，有比我们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人民有比我们富裕得多的生活，有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当一个社会还有足够的生产力发展的潜力时，它是不会表现出“垂死”的特征的。他们那里并没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鼓动那里的工人“造反”，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
接着，就有人对资本主义进行一些新的研究，研究它为什么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