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之战略论衡
权衡“中部崛起”的市场与政策力量
《21世纪》：中部各省能否实现产业联动，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中部产业带？中部能否与东、西部实现区域经济优势互补，达至“承东启西、联结南北”？
林毅夫：一个地区的发展，必然会与周边地区联动，形成整体向上的力量。比如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便一方面为中部和西部发展腾出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也为这些地区发展提供了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中部的发展对于西部来说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同时也会为东部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李善同：中部的发展，对于推进中国总体发展至关重要。从目前情况看，加强中部与东部的联系非常重要，因为中部发展的龙头不在中部，而是在东部，因为那里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比较高，市场规模大，外向程度高。我们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会形成四带一区（东北地区）的说法，如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京津呼包银经济带，这些经济带的龙头也都在东部沿海。
《21世纪》：西部大开发目前还在打基础阶段，其政策性优惠的持续会否抢走本属于中部的发展机遇？
李善同：说到西部大开发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意义，我与同事曾有过这样一次有趣的争论。同事认为区域优惠政策，就像在地上挖了一道沟，水自然就会流到沟里；我的反驳是，西部地势较高，这道沟得挖多深，才能把水从平原引到西部呢？
其实我要讲的道理也在其中。在我看来，西部大开发获得的政策优惠，不会抢走本属于中部的发展机遇，因为至少这十年，西部大开发将处在打基础阶段，主要是利用国债项目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解决通道问题。至于到产业的发展，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而中部不同，前面讲了其所具有的自然、历史、人文和区位优势，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规律的作用永远不可低估。中部发展滞后，并非源于“政策洼地”，这同中国大多数区域发展问题一样，多源自自然、历史人文和体制问题。
《21世纪》：以西部大开发为例，政策拉力与市场配置资源，哪一个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林毅夫：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目前西部大开发主要是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产业转移和发展的角度讲，中部相对于西部优势更为明显。
《21世纪》：那么，中部崛起在寻求政策支持和市场发展方面，如何权衡呢？
李善同：我认为，从机遇出发看中部发展，可以使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更为积极和开阔，而不仅仅囿于被动的政策攀比。
1980年代东部的发展，与当时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关系密切，而现在中部的发展，同样面临东部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产业转移牵扯到一系列政策结构和资金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事，这一过程中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但所需政策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政策、从扶贫角度出发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老工业基地政策肯定不同。
因而中部目前最该做的是，研究自己，研究发展。在客观分析自己情况的基础上，使已有的政策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同时狠抓落实；当然，这并不排除针对自身其他发展特点推动相关政策出台，但这种政策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简单“你有我也有”的政策攀比。
田成平：我们建议中央完善扶持政策，增加转移支付，特别是在建立煤炭开采补偿机制、完善煤炭资源税调控功能、改造老矿区和资源型城市、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山西的支持力度。
李宪生：武汉既有的工作既是立足于武汉的现实基础，又是发挥武汉比较优势，既需要武汉主观努力，更需要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为使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得以有效实施，我建议中央尽快成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加强区域发展、特别是中心城市作用的研究及其相关政策，并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
陈叔红：湖南会尽量自行解决问题，当然也期待中央的支持。例如在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上，我们去年已经先行取消了省内的农业税，承担了5．3亿元短收的税款，今年中央将在这方面给予补贴，将令我们的财政更充裕一些。
我们会抓住两会的机遇，通过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等形式，多渠道反映我省存在的实际困难，呼吁国家对湖南多给予一些实实在在的倾斜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