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之战略论衡
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21世纪》：面对中部困境，中部各省要崛起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又将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呢？
田成平：山西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是把优势做“优”，打造中国最大动力煤、焦煤生产基地；把特色做“特”，构建中国最大不锈钢和铝镁业生产基地；把产业做大，培育中国玻璃器皿之都等；把技术做高、把链条做深，打造“中国鲁尔区”与中国生态工业园。
李宪生：武汉是中部地区唯一特大中心城市，理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实现率先崛起，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
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中国三大增长极的中心点上，可谓得中独厚，得中独优。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武汉落后了。更有所谓“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和“中部塌陷”的舆论压力。
武汉可以在交通枢纽功能、产业牵引功能、要素集散功能、服务中心功能、管理中心功能和创新中心功能六大功能建设中有所作为。
陈叔红：在中部六省中，湖南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经济有一定的基础，2003年的GDP总量4639亿元，人均7554元，均居中部第三；二是资源比较丰富，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储量居全国首位，水资源总量居中部第一，旅游和生态资源独具特色，森林覆盖率53．7％，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二，农业资源丰富，水稻产量居全国首位；三是科教有一定优势，科技活动直接产出综合评价居全国第四，占中部首位。
《21世纪》：中部崛起的战略意义如何？中部整体的优势在哪里？
李善同：中部发展，对于中国总体竞争力的提高非常重要，在东中西三部分发展中，其所起的是承东启西的作用。中部发展了，对于推进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仅从“塌陷”、“不是东西”的角度看中部发展，就太消极了。
首先，中部农业潜在的优势非常大，关键是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优势。中部农业人口多，资源丰富，去年我回了一次湖北大别山老家，那里山清水秀，出产的板栗质量非常好，但人却较穷。我知道真空包装的板栗在北京乃至美国价格很贵，而且市场销路很好，但在那里就是无法实现产业化。我想类似这样“抱着金盆受穷”的情况在中部比较普遍，如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如何延长农业产业化链条，开拓市场，成为这一地区优势发挥的关键。
其次，除丰富的自然资源外，中部还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在一些中等技术含量的产业。如何发挥已有的产业优势，提升产业层级，也是中部地区该认真研究的。
三是要把人才优势发挥出来。刚才讲到过，中部相对于西部，有比较好的人才和劳动力储备，也有较好的人文环境和教育传统，如何留住人才，发挥其优势，也值得认真研究。
林毅夫：总体来看，中部的优势有三：一是农业基础较好；二是有较为集中的工业布局；三是能源丰富。
首先，我认为中部的根本优势还是在农业，中部要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这一比较优势，而要使这一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和经济的比较优势，需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抓住东部产业升级后腾出的巨大农产品市场空间，争取建立统一大市场。目前东部的比较优势是轻工制造业，其优势充分发挥后，必然造成农业劳动力短缺，城市化率提高，农业用地减少等情况，这就相当于无形中让出了很大一块农产品市场，对于紧邻东部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广大中部地区，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市场机遇。
二是加强农业科技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产品市场空间腾出来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中部能不能保障供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部的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技术升级、农田水利及相关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如何。
三是要在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方面下功夫。要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从量到质的需求，并能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是新型农产品市场对现代农业的要求。这其中，农业劳动力素质、农业信息化水平、科技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等都是关键因素。中部是传统农区，农民具备较好的传统农业素质，但如何适应新阶段市场对农产品供给的要求，如何从一个传统农业劳动力迈向现代农业生产者，还要政府在财政和教育资源方面给予扶持。
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40％左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问题，不仅是解决中部问题的关键，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
其次是中部地区有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在传统工业制造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要发挥中部地区由“三线”建设时期所打下的传统制造业优势，关键是选准能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为此需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仍是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使资本密集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对于这一地区的产业选择来说仍很重要；二是在产品选择上，要选择那些既能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国内又有足够市场需求的产品。
中部地区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能源。比如山西的煤炭，此外江西、安徽也有一些，在能源紧缺的今天，能源产品价格又已经大多放开的情况下，这一优势将越来越重要。
李善同：我们曾经做过产业结构相似性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中国总体的产业结构最为相似，比如农业为主，农业人口比重大等。
因而，中部农业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解决中部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对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也十分关键。近两年中央对于农业非常重视，出台了很多直接推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措施，这对于维护粮食安全和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很重要，今后的政策还需向更深一步发展，农业研究也要有新突破，而不仅停留在维持和补救上，要着眼于建立一个农业自身良性循环的机制。
农业人口多，耕地少，生产规模小，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等，既是中部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现实。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把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也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有共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采用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对于中部更为适用？这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两种模式中，我个人更倾向于目前应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和升级，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总体竞争力，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土地，而且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1世纪》：对于中部来说，所占比重较大的农业和农村人口能否化劣势为优势？
林毅夫：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那么农业和农业人口就是中部的劣势和难点，比如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对于粮食等战略物资的控制等；但反过来，如果你以市场的眼光看待农业和粮食生产、看待农业人口，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比如在东部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的背景下，中部仍具备劳动力价格优势，且劳工素质较高，有些东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会转移到中部来；在东部逐渐腾出农产品市场的背景下，这里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和农业生产条件的优势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所以，发展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观察视角和对产业发展的选择，客观分析了自己的特点，在产业发展上扬长避短，按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所强调的，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就能将劳动力价格优势、粮食等农产品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
《21世纪》：中部的主要产品如粮食、能源等，有不少是战略产品，市场对于价格的决定作用还受制于国家政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林毅夫：尽管粮食、能源的价格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政府管制，但随着市场化进程及体制改革的加快，政府对于这类产品的管制将会越来越少，而相应的政策补偿机制和能够良性循环的体制将逐步建立起来。这都将有利于中部的发展。
而且，在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卖资源和原材料是不是就一定不好，这很难讲。以澳洲和阿根廷的发展为例，二者在19世纪末都是自然资源丰富，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国家。澳洲现在还是经济发达国家，但其至今仍在出口羊毛而不是羊毛衫、出口铁矿砂还不是钢铁，澳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衡量之后发现，羊毛和铁矿砂更符合其发挥比较优势原则，因为这里劳动力少，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技术已经成熟、劳动力使用也相对较多的炼钢等产业；而阿根廷则在一些理论的指导下，不顾自己产业优势，很早就弃置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以出口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从而造成后来的很多问题。
所以，说到底，对于中部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客观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原则下，找准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区段，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