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IT业界
文/ 余世存
对商人，尤其是中国的商人或所谓成功人士，中国一流的文人多沉默不语。我相信这沉默饱含了太多的内容，它远不同于大众的态度，后者多是又妒又羡的；它也不同于为富贵树碑立传的态度。沉默里有一流的心智对自己思想无力的无奈，有一流的心智对世间人物和实践的期待。
金钱即力量。尤其是今天，发展、资本、增长……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事业，已成为大至文明、种族、国家，小至个人的精神意识。在李嘉诚、杨致远、孙正义等人的光芒已遮盖了传统权力掌握者如克林顿、董建华之后，成功人物的境界和生命形式又有了新的含义。对比起来，“儒商”或“商儒”一说是太轻巧了，它远未能说明李嘉诚一流的当代成功人士在人类社会权力的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在暴力（权力）、金钱、知识的力量变迁中，后来者总会对前者有所重组、整合。在大众社会里，比尔。盖茨的影响已凌驾于政治人物之上，知识经济又深刻地影响着实物经济，网络生活正重构传统产业的图景样式，等等，即为明证。
一
近200 年来的中华文明，走过了一段坎坷屈辱的历程。西元1949年以后，文明的地理环境虽分离多元，但大体上都稳定下来了。文明的新生重建或以试验（在大陆）、或以光复（台湾）、或以中西混合（香港）等形式展开。
这些展开的内容以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历程、几代人的时间为代价，论证了我们文明在现代世界里的诸种可能的命运，从而为古老文明的现代新生和伟大复兴作了预演。大陆在试验之后重获人的自觉，出现了对传统文明和世界文明普遍价值的认同和回归。台湾则在政治文化的演进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同样为博大包容的中华文明体系注入了活力。
冲突最为激烈的是香港。语言、种族、肤色、习俗……五方杂处，传统文明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还具有原创能力？在精英文化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企图呼应台湾诸学者的努力，论证传统文明的现代创造性转化，企望“老内圣”能开出“新外王”；在大众文化领域，以金庸为代表的小说家则竭力追溯、阐发、宏扬传统文明的价值。但文化领域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新儒家的缺陷，其与现代社会里的杆格有目共睹；金庸虽力倡原儒精神、大侠情怀，也最终意识到这一文明最有光彩的内容无法在传统社会里生存（典型如萧峰。《鹿鼎记》可能是最后一次尝试，但最无足观的韦小宝在这社会里如鱼得水，而忧国忧民者陈近南走上绝路……则仍以小说无情的逻辑宣告传统社会文化的失败。金庸自此以后封笔）。
所有这些在智力领域里无力突破的文明梦想，却在实践领域里得到了最好的收获。即中国人、中国文化以香江一地为舞台，与西人、西方文化相处、碰撞、贴面肉搏，相辅相成，在人们都以为这里是“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真正经受考验过的生命健旺壮盛的种子。文化上，对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扬弃，从而成就出现代专业分工的知识人；行政上，锻炼出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公务员队伍；在民生日用的经济领域，则出现了包玉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霍英东等一大批市场巨人。在这其中，李嘉诚是一棵长青树，佼佼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明的幸事。在文明的共同体苦难的历程里，中华文化在列国竞争的世界里处于弱势，文化“花果飘零”。弹丸之地的香港，在最激烈的冲撞里反而孕育了文明新生命运的因子。
李嘉诚，就属于这样一个时代。
